第一章 最后20年生活的地方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普通胡同
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普通胡同 这是北京景山后街上一条普通的胡同。胡同里靠墙根的地方，顺溜儿停放着一些私家的轿车，胡同里偶尔有些行人走过。 深秋的暖阳透过胡同尽头的那些老榆树，把一缕缕阳光洒在宁静的地面上。 邓小平的家是 1977 年搬来的，这以后他们就一直住在这里。 这条胡同是邓小平生前出出进进必须经过的。 顺着胡同往里走，走到头向右一拐， 两扇铁门里是一个温馨的家园。 这是一个两进的院子，灰砖灰瓦，从外表看没有什么特别的。外面的院子是秘书们办公的地方，还住着警卫、司机和其他办公人员。邓小平和家人住在里面的院子里。过了门廊，走过一道门，里面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大院子。 50 米宽， 40 米长，面积大约 2000 平方米。 院子里种满了树，种满了草，还种了一些花。 1977 年，“三落三起”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曾经说过，他还要干 20 年。 从那以后，他一直在这个院子里辛勤地耕耘着，用他的全部智慧和精力，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之路；他用 20 年的生命，给十几亿中国人带来了一个舒心的日子。 20 年后，他离开了这里，留下了这个院子，留下了不尽的思念。 他是一位伟人，他的博大精深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而他的生活又和普通人一样朴实。 站在这幢二层建筑西头的平台上俯瞰，院子里郁郁葱葱。老人在世的时候，每天都要在院子里散步锻炼，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站在院子里，可以听到墙外传来的市井的声音，紧贴着院墙外面是一些普通的民房。
第一章花雨寄托长相思
花雨寄托长相思 1997 年 2 月 19 日——邓小平从容、平静、安详地走了。 2 月 19 号，是邓小平逝世的祭日。 每年的这个日子，夫人卓琳和儿女们， 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 花雨洒落，情思绵长…… 邓小平逝世以后，夫人卓琳除了去香港、澳门参加回归庆典活动外，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她比邓小平小 12 岁，也属龙。 1973 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十年磨难，两度沉浮，世态炎凉，风云多变。风雨飘摇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 ■ 邓林（邓小平大女儿）， 1959 年师从汪慎生先生，学习中国水墨画。 1962 年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学习，主攻花鸟画专业， 1967 年毕业。 1986 年到中国画研究院工作，任专职画家。现为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理事长，常任理事。 邓林：爸爸一生所受的委屈，他内心所承受的痛苦和折磨非常人能够理解；他所经受的挫折、打击，非常人能够想像，但爸爸自己从来不提。
第一章邓小平办公室非常朴素
邓小平办公室非常朴素 绕过院子中间的老松树往前走，踏上台阶，走过挑檐下的平台，进门向左拐，沿着宽宽的甬道再往前，第二间是邓小平的办公室。办公室房间很大，约有 30 平方米。 靠门的地方放着一张老式的写字台，靠墙的地方放着一排老式的书架。办公室里的沙发也是老式的。最西边的这张沙发是邓小平常坐的。 写字台上摆放着孙子们送给他的礼物。 邓林：我爸爸这个人喜欢很完美的东西，我认为他喜欢干净，不喜欢脏兮兮的；喜欢整洁，不喜欢乱哄哄的。所以一看到谁乱哄哄的，不够干净，他就不大喜欢。他喜欢花，喜欢香味。我们每年都要弄点桂花。弄桂花的时候，院子里就特别香。他还喜欢白兰花。 书架上摆放着他生前喜爱看的书籍。 墙上挂着邓小平 86 岁生日时画家吴作人书赠他的条幅“寿比南山”。 这里的一切，如今都定格在 1997 年 2 月 19 日那个日子。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卓琳与邓小平相识相恋
卓琳与邓小平相识相恋 邓小平与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那是 1939 年的秋天…… 卓琳：那时候从云南到北京要办出国护照。先从云南滇越铁路到越南的河内，从河内转车到越南的海口，从海口坐船到香港，从香港坐船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北京。 我当时十三四岁，被选拔出来参加六十米、一百米等短跑项目。到了上海后，通知我们运动会不开了。领队对我们说，愿意回云南的就回云南，不愿意回的如果在外面有亲戚可以留下。我有一个表姐在北京女子文理大学念书，我决定去找她。领队和家里都同意了。我在表姐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参加了补习班，报考女一中，住在女青年会。我在女一中上了六年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我的四哥是一名共产党员，曾经到日本留学了一年。后来回国参加革命，我的革命思想的产生就是受他的影响。当时我四哥常把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带到家里来，实际上中共云南省委就设在我们家。他们常刻印一些进步的传单，宣传共产党的思想。我四哥还订了许多进步的期刊，如鲁迅、郭沫若等主编的。我常常去看，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的父亲浦在廷当时很开明，曾经和孙中山在广东闹过革命。那时孙中山部队中有个姓范的，名字记不得了，带部队到过我们家。我父亲是商会会长，把他们招呼得很好，姓范的就把我父亲调到广东了。孙中山革命失败后我父亲又回到云南，办起了火腿罐头厂。 后来，我的大姐、二姐也来北京上学，我们住在一起。当时我们有个体育老师是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我大姐写了一篇《妇女要解放》的文章登在杂志上。可是我们又从书上看到，社会解放不了，妇女也不能解放。没有我的两个姐姐，我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的大姐参加了“民先”组织，先到延安去了。日本人占领北京后，害怕日本人捉到我们，我们便穿着普通老百姓的大褂，什么也没有带，先从北京逃到天津，从天津到青岛 ­­­ ，最后到达西安。我对我二姐说：“现在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去延安，一条是回家。”我二姐要去延安。我说：“你身体不好，延安很苦，你去得了吗？”我二姐说：“我死也要死在延安。”我说：“那好，你既然有这样的决心，那我们就到延安去吧！”我们在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但是没有介绍信，八路军办事处不接待我们，我们在办事处大哭了一场也无济于事。后来我们就住在流亡学生招待所。当时胡乔木在西安附近开了一家抗日学生招待所，经过审查，批准我们到延安，我们三十多个人一块儿步行去延安。我的二姐身体不好，我们给她雇了一头毛驴，七天后，我们到达延安。 当时延安有一所抗大，我大姐参加了抗大学习班，和康大姐住在一起。我在我大姐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我和二姐进了陕北公学，因为表现好，我入了党。 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缺乏了解。 卓琳： 1939 年秋，邓小平到延安来开会。他那时是一二九师政委，在太行山工作，还没有结婚，邓发想让他在延安找个合适的，就把他带到学习班来了。有一次我去曾希圣家，曾希圣说有人想和我结婚，问我愿不愿意。因为当时我还年轻，还想再工作几年。 曾希圣跟我谈了两次我都不愿意。后来他自己就说，我自己找她谈谈可不可以。我说，可以。于是我们一起到曾希圣家。邓小平说：“我这个人年纪大了，在前方作战很辛苦，我想和你结婚，可是曾希圣和你谈了，你不同意。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希望你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我年纪比你大几岁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在其他方面可以弥补。” 他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已经 23 岁了。我以前就认识邓小平，现在他亲自来找我了，说话又那么诚恳，我就同意了。但有个条件是结婚后马上离开延安，因为我害怕其他人笑话我也嫁了个“土包子”，邓小平也同意了。后来在杨家岭毛主席窑洞门前，他们把两张桌子拼起来说：“今天我们会餐啊！大家都来会餐吧！”也没有说要结婚。当时李富春对我说：“你也认识邓小平，大家会会餐，现在给你们腾出个窑洞，吃完饭后你们一块儿回去就算结婚了。”当时有两对夫妻，还有一对是孔原和许明。因为当时我有些勉强，没有什么准备，邓发就把他们的窑洞腾出来给我们，我们就在他们的窑洞里结婚了。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八路军的老战士们，以淳朴的方式，为邓小平和卓琳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卓琳：我们在延安结婚后，一块儿回到太行山。 邓朴方：那时妈妈随爸爸到太行山，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彭德怀说：“哎呀，邓小平你真是会找老婆呀，找的跟兄妹一样。”爸爸个子也不很高，妈妈比他稍微矮一点儿，脸都是圆圆的。 卓琳：太行山上八路军总部，朱德是总司令，彭德怀是副司令。当时总部有个妇女部，我就在妇女部工作。那时邓小平从前线到总部来开会我们才能见一面，开完会他又走了。我说夫妻俩老这样也不行，就让他给我写信，他说：“写什么呢？”我说：“就把你每天干了什么写一写。”他说：“那好，那我让秘书给我打个底稿，印十几份，每个月给你寄一份。”我一听，哎呀，那就算了。后来我对他说：“写信你也不写，我们还是在一块儿共同生活，共同理解吧。”他想了想说：行。 所以，我就和他到了一二九师，住在一块儿了。慢慢地就互相理解了。 1941 年，我生了邓林，因为我们常常转移，就寄养在老百姓家。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砍头我也要跟着他”
“砍头我也要跟着他” 卓琳：后来我就对他说，我说话你得听。你不听，我这人好说话，没人听，我跟谁说呀。听了以后呢，你觉得……我这人就是比较落后的，你有意见你就给我提意见，我对的地方你也告诉我。他就不吭气。我说，我说话你不说话，我们这样相处下去也不行啊，你得说点话呀。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我想，这个老干部，你要老让他说话也不行。你要老是让他说，他也说不了什么。算了，慢慢相处吧。就这样，慢慢互相之间就了解了。 妻子渐渐适应了丈夫的性格，也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 卓琳：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他们打完仗休整的时候，再把我们接去。后来，进军西南的时候，不准带家属，我不干。我说，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下不管，不行，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允许带着家属。 但是去的方式是，他们在前面，有侦察兵看好路了，我们带着孩子随后再跟上。那些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女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解放重庆后，干部都要下乡工作，那孩子们怎么办呢？后来想了个办法，在城里成立人民小学，由我当校长。当时学校分高、中、低年级，吃、喝、住、衣服全由我们来负责。当时有些孩子很调皮，我想我得治治他们，要治他们我决定先从我自己的孩子治起。邓朴方睡午觉时，看见我在，就假装睡觉，我一走就手舞足蹈。我为了治他，中午睡觉时就躺在他的床上，把他的胳膊腿全摁住，用手巾把他的脸蒙起来，对他说：“你不好好睡觉我就不走。”邓朴方没办法只好睡觉。其他孩子看到我这样治邓朴方，睡午觉时也都不调皮了，秩序就这样维持下来。 当时邓小平顾不上管孩子，我想我一定要把孩子们培养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专业的人才。孩子当时在八一小学住校，每个星期六晚上回家来住，我就常把他们集中起来讲个课题，增加他们的知识。每个孩子都根据他们的兴趣培养一门专业。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我给他当秘书”
“我给他当秘书” 1952 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孩子一同到了北京。 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 卓琳：我说算了，我也不出去找工作了。解放后，邓小平任总书记，文件很多。当时有很多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都在单位工作。公安局怕她们路上出事，就派人暗中保护她们上下班。她们本人并没有要求，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我想与其这样给公安局添麻烦，不如就给他当秘书，反正他一个秘书也不够用。邓小平也同意了。 卓琳：我给他当秘书。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王秘书。当时中央领导数他的文件最多，所以他的文件存档要有专人负责。他的文件看完了，就要送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存档，我就负责把那些文件登记。登记完了以后，我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那时候就数他的文件最全。所以当时中央存档的文件，都以我整理送去的为准。 邓先群：我大嫂这个人，从来不给我大哥添乱，她不去参政，就做好她的本职工作，她该做的那份工作。我大嫂就是这样，她特别体贴我大哥。家里的开支都是由我大嫂管。比如我大哥特别爱喝茶，茶叶还是比较贵的，他爱喝龙井，龙井是比较贵的。烟，都是自己买，哪有别人送的啊，所以都要精打细算。但是，我大嫂舍得买。茶呢，我大嫂是每天上午都给我大哥泡浓浓的一杯茶。我大哥喝完了以后，剩下的茶根我大嫂接着喝。下午再给他泡一。她非常地爱他，非常地体贴他。就在家里那么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大嫂特别关心体贴我大哥。 邓楠：老爷子这个人非常有规律，他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散步，几点干什么事，都非常有规律。他工作也非常有规律，而且劳逸结合，该工作的时候，集中精力工作，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他这个习惯是做总书记的时候养成的。做总书记的时候非常累，如果他每个星期没有放松的时候根本就不行。 邓榕：他的工作效率非常高，工作方法非常好。他不会把一件很简单的事处理得很复杂，也不会事无巨细地什么都自己去办、自己去过问。他就是提纲挈领。他的工作方法绝对不是把什么工作都自己去做。他是把要做的事跟你交代清楚，你可以去发挥。这样也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去做。老爷子这里只有王瑞林这一个秘书，到后来，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加了两个值班的秘书。 邓楠：大家分工去做，最忙的是王瑞林，实际我妈就是管理文件，王瑞林如果有什么事要出去或者干什么去，她就替他做一会儿。王瑞林是一天 24 小时住在办公室，离不开他，就他一个人，一个人 24 小时值班。 邓榕：可以说，爸爸、妈妈是同事，又是战友，又是夫妻。我觉得他们的夫妻关系更正常、更家庭化，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化的家庭，更人性化。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困难时期他也不单独吃饭
困难时期他也不单独吃饭 邓楠： 20 世纪 60 年代的困难时期，那时候比较困难，供应的油和肉比较少。当时，对他们这些高级领导干部，还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所以给他们多一些油和肉。当时因为我们家人口很多，除了我们几个子女以外，还有一些亲戚也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口人吃饭，所以他那点油和肉，大家一起吃就肯定不行。最后我妈妈就说让他单独吃。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好，能保证工作顺利，所以就让他单独吃饭，他不干，就说不行。后来我妈妈没办法了，就说：这样吧，派一个人陪你吃饭，所以我经常就是那个派去陪他吃饭的人。结果，只吃了很短的时间，最后，他又不干了。他说我要跟大家一起吃，没办法，他又跟全家一块儿吃。后来，我妈妈就又想办法说：给他单独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结果就这一个菜，到了饭桌上以后，他就到处分。给你点，给他点，最后他一口也没吃，全分给别人。没办法，后来就大家都吃一样的。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非常岁月……
非常岁月…… 1966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 卓琳：“文化大革命”时，我和邓小平住在中南海。有一天，有人来说孩子们不准回家了，所以只有我和他相依为命。有一次我看到他在抽烟，就拿起他剩下的烟来抽。他说：“你怎么也抽起烟来了？你的烟瘾好像比我还大，看你以后怎么戒！”我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只要孩子们一回来，我一定能戒掉！” 1969 年 10 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一直伴随着他。在江西三年的日子里，他在荆棘中踏出的那条“邓小平小道”后来被传为了佳话，而夫妻间互相帮扶的故事却是很少有人晓得的。 邓先群：“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当时别人家吧，反正有好几家人都划清界限。我妈就跟我大嫂讲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就跟我大嫂这么说。因为我大嫂身体一直不是太好。我大嫂就告诉她说，我是了解他的。奶奶你放心吧！不会的。” 卓琳：有一天，有人让我和邓小平还有老祖 ( 夏伯根 ) 收拾些东西坐飞机走。我们收拾了邓小平常看的几箱书。我们坐在汽车里绕了好几圈，汽车的窗帘都放下来了，最后我们到了飞机场，把我们送到了江西新建县步校。我们住在一幢两层小楼里。 江西，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地方。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两次最痛苦的磨难都是在江西度过的。 1933 年， 29 岁的邓小平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强迫劳动。 36 年过后的 1969 年， 65 岁的邓小平第二次受到错误批判，被送到江西，监督劳动。 比起在北京被监禁的生活，江西的气氛轻松了许多，邓小平也很快熟悉了这里的生活。 在江西劳动时，邓小平被分配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少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干过，但此时的邓小平毕竟已是将近 70 岁的老人了。 卓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江西，一个月只给我们 200 块钱， 200 块钱的生活费。老爷子说，我们要节约一点，节约一点钱，给孩子们当路费。因为孩子们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给孩子们当路费，有时候来看看我们。他说咱们来种地吧。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面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不能多动，连上我们住的那个楼我都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着他上楼。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以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那种菜怎么办呢？总得种点吃的呀！我们就跟老百姓要种子，种那些茄子啊、辣椒啊，种这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水。 邓先群：他们住在楼上，吃饭在下头。有时候我大哥还要照顾我大嫂呢！家里重活都是我大哥干。我大嫂这人，心胸是比较宽广的。在江西，他们几个老人，也过得挺愉快的，互相也很照顾的。我母亲和他俩，非常好，互相很关心。重体力活都是我大哥干，比如和面啊，擀面这些事情，都是他来干。做饭的技术活是我母亲的。像种菜，他们三个都种。在院子里头挖地、拔草、种菜，他们都干，过得挺愉快的，互相很体贴。 卓琳：我们在新建县住的时候每天去工厂上班，早上 8 点走，半个小时到拖拉机修造厂。我拆线圈，老爷子当钳工，一干就是半天。我拆线圈还可以坐着，和师傅聊天，老爷子只能站着。有一天我看到老爷子干得脸都发白了，我让他坐他也不坐，我说他：“你怎么也不偷点懒呀。”他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了。” 卓琳：在江西时，我已经知道胖子（邓朴方）的事儿了。胖子在北大时，有一天邓楠跑回来对我说：妈呀，哥哥从楼上摔下来了，可能瘫痪了。我哭了三天。当时胖子住在北大校医院，我们去新建县之前，去学校看他。还没有到病房我就在休息室哭了半天，跟我去的人说：“你这样去让孩子看到不好。”我想我们要到江西去，我就控制住自己，冷静下来到病房去看胖子。当时胖子和另外两个人住在一个病房。他已经摔伤了，一条腿折了，送到医院抢救。我当着他的面没有哭，然后我们就到江西去了。后来孩子的小姑姑给我写了封信，说胖子已经被送到福利院去了，十几个人住一个大病房，想翻身也没有人管他，吃东西也没法自己吃。 我们从孩子的小姑姑的来信中知道了朴方的情况，很着急。邓小平就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说既然他的病医院已经不能治疗，送到福利院去了，那么我们希望把他接到身边来。毛主席同意了。后来孩子的小姑姑坐火车把胖子送到新建县我们住的地方。 卓琳：那时我和老爷子、老祖在一起，孩子的小姑姑生孩子没有人照顾，要雇个人。我们说：老祖呀，你去照顾小姑姑吧，要不然请人还得花钱，我们也请不起。那时我们三个人一个月只有 200 块钱，老爷子说要有计划地花钱，每个月节省出 20 块钱，孩子们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出路费。 邓楠：那时候，冬天多冷啊！水都要自己提，夏天那么热，摄氏 40 度啊！那么几个老人，所有的事都得自己干。砸那个煤，煤是那么大的，一块一块地砸成小块才能塞进炉子里。柴都是一根根大的、粗的，都得劈，都是体力活啊！在家里都是小伙子干的，当时都是老爷子干。 后来飞飞去了以后，帮他们开了一块地，妈妈搬个板凳坐那拣石头。然后开始种东西。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后来种丝瓜。他们洗衣服，冷得多冷啊，冷得都要生冻疮，又没热水，老爷子洗衣服洗得整个手都粗糙得要命，冻得那样。 邓榕：在江西，我从农村回到家以后看到爸爸妈妈特别高兴，因为好几年没见了。后来我发现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事不太了解，因为从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就一直被关在家里。而我和弟弟在外插队这么长时间了，在社会上独立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了，社会也乱了这么长时间了，回到家里把社会上的各种事情和我父母说，我发现我母亲用特别惊讶的眼光看着我。后来才知道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一直被关着，对外面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我和我弟弟就给他们讲了好多社会上的情况，他们逐渐对社会上的混乱状况，对“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程度有了些具体的印象。 到了江西以后，爸爸妈妈在工厂劳动。我爸爸不爱说话，一个是政治上比较谨慎，一个是性格内向，所以他在工厂做他的钳工，按时上下班。我妈妈性格比较活泼，跟工人交流很多，经常跟一块干活的女工、小姑娘们聊天，什么都聊，聊社会上的、生活上的事情，还要回些酒曲做醪糟、米酒，跟小姑娘们常说说笑笑，挺高兴的。后来我妈活动稍微自由了以后，可以到工人家里去走一下，她就带着我去。因为工人家里有磨，我们家没有磨，我们想做粉蒸肉什么的，就带我到工人家去，找女工拿点米去先炒，然后磨，磨好后带回家去让我爸爸做粉蒸肉吃。我爸爸做的粉蒸肉很好吃。 我妈妈特别爱种地，爸爸妈妈和奶奶都爱种地，可以补足很多家用。他们很节约，如果没有小孩在，他们肉也不吃。我父亲买最便宜的酒喝，烟也少抽一半，主要的目的就是节约下一些钱给我和我弟弟插队用。我和我弟弟除了能挣够一年的口粮钱外，基本上其他的生活费还得靠家里。为了给我们攒够每年回家的路费，为了每年回家能给我们买点肉吃，给我们做衣服，因为我和我弟弟回家经常穿着破棉袄、破衣服，每年总要添置一些新衣服。劳动，干农活，衣服消耗得特别快，特破，衣服都打补丁。我妈每次回来都给我们把衣服补得好好的。我妈针线活特别好，还给我们织好多毛衣，因为她大生产时就学会了织毛衣，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从小到大穿的毛衣毛裤通通是我妈妈织的。我妈妈特别能干，她织毛衣是一流的。“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家五个孩子穿的毛衣、毛裤，包括帽子、围巾全是我妈一个人织的，她一年的工作量其实是相当大的。还有我父亲的，她自己的，我祖母的毛衣毛裤也都是她织的。我母亲有一个最大的本事，就是她能一边看文件一边织毛衣，看文件的速度很快，织毛衣的速度也很快，完全不用看毛衣，一边看文件一边织，毛衣样子还不错，都挺合体的。到江西以后还给我们织毛衣，省下钱来给我们做衣服、织毛衣。他们自己的生活特别节俭，一个月我父母和祖母三个人的全部花销就是六十块钱。他们要控制在六十块钱以内，甚至馊了的稀饭也喝。他们种菜是什么目的呢？最重要的目的是补足家用，这样就不用上街去买了。我奶奶是种菜的主力，因为她最会种菜，农家出身。 卓琳：老祖（夏伯根）在的时候，他烧火，老祖炒菜、蒸饭。老祖要走了，老祖的姑娘要生孩子，需要照顾。我说，老祖你走吧 ! 你没钱雇人照顾你的女儿，你去照顾你的女儿。她说，你们怎么办 ? 我说，我们自己来。后来，老祖走了以后，他就来当主角了。买来的肉，他切，不让我切。我烧火，他炒菜。 1973 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领导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 邓楠：天安门事件以后，我父亲又被软禁，我母亲后来也去陪他，所以那个阶段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只有他们二老互相照顾。后来没多久，我母亲眼睛坏了。母亲住院以后，就剩我父亲一个人了。但是那时候，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联系，只能通过写条子。条子上什么也不能写，因为肯定别人要看。就是通过这样的交流来保持联系，他们互相之间的牵挂和思念，就只能靠这个来传达了。 家庭温暖，是帮助邓小平从容应对政治逆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全家福：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
“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 ■ 邓榕（毛毛，邓小平的三女儿）， 1950 年生于四川重庆。“文化大革命”中在陕北插队三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八年，任副主任。现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多年从事研究工作， 1993 年出版《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 2000 年出版《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邓榕：我父亲跟我母亲没有任何矛盾，为什么没有矛盾呢 ? 因为我父亲平时都在外面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管。妈妈怎么管，父亲是从来没有意见的，因为他很信任母亲。他俩的观点也很一致。所以，母亲怎么样管理这个家庭、管理孩子们，包括财务方面的问题，我父亲是从来不过问的，他是完全信任我母亲的。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想一想这么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都没有过。 邓楠：妈妈照顾父亲的生活非常到位，不会让父亲做什么。妈妈这个人一点都不厉害，很单纯，没有什么心眼，挺厚道的，从不对父亲说什么厉害话，从来没有。就是有点急躁，比如教育孩子，孩子太闹太调皮了，打孩子，“开铁匠铺”。我们给妈妈起个外号叫“铁匠铺掌柜的”。她对你好，好得不得了，但一急起来会打你。我们全挨过打。 邓榕：因为我最小，妈妈爱打扮我，弄得花枝招展，弄个蝴蝶结，或奶奶给做件衣服。我们也没什么好衣服，小时候衣服挺好看的吧？都是我奶奶做的，奶奶手工做的。我们父母对孩子非常友好，他们是父母，也是朋友。不是父道尊严、母道尊严，也不是父母尊严，都不是。 老爷子对妈妈特疼爱。在二野时，陈锡联就说，小平同志对卓琳是真爱护。妈妈洗头，爸爸拿热水给她冲。我爸爸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二野的人都特别怕他。但我们家的人，孩子们都不觉得他严肃，不怕他。 邓林：我还是怕他的。老爷子的特点是他轻易不管，但他一旦说一句话，是单刀直入、切中要害，让你说不出话来。有时还是很厉害的。 邓榕：老爷子特别喜欢孩子。我们都有个毛病，就是睡觉时爱露肩膀。老爷子每天晚上都给孩子们盖被子，可能因为他肩膀怕冷，从小他就给孩子盖被子，被子压得紧紧的，不能漏风。我在《“文革”岁月》那本书中写过老爷子对妈妈的照顾。那时，妈妈患高血压，跟更年期、跟心情不好都有关，家里的重活都老爷子干。在江西时，家里所有的被子、床单、被罩、工装，这些东西都是老爷子洗，妈妈根本就起不来床。 邓楠：在这个家里说一不二的，就是老爷子，但他不说。但凡他要说一句话，不管是妈妈还是孩子，绝对服从，那必须服从。肯定是很有权威的，但他一般不说。家里的事都是妈妈管，从来就是妈妈作主。妈妈管事，他俩配合得很好，爸爸不管具体的事情。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他们都是很真诚的人”
“他们都是很真诚的人” 邓榕：他们表面上性格差别是很大的，但实际上他们有非常多的共同之处。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真诚的人，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他们又是非常纯粹的人。他们虽然表面上性格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心底，就是他们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都是非常相通的，都是很融和的。 邓林：我没见过爸爸妈妈吵架。我弟弟妹妹大概也没见过，他们没有红过脸。我觉得爸爸妈妈他们俩，最重要的是互相特别信任，非常信任。妈妈一直跟着我爸爸，相濡以沫。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典范。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她非常爱他”
“她非常爱他” 邓林：妈妈心地善良，为人又厚道，又宽容，而且特别能干。想当年，我们家五个孩子穿的毛衣、毛裤等，都是妈妈亲手织成的，织得又快又好。“文化大革命”爸爸被关押的时候，妈妈还为爸爸精心织补了一件开司米的毛衣。袖子上原来破了一个大窟窿，被妈妈修补过后，完好如初。 邓林：我父母在风风雨雨里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他们互相之间的帮助，并不是标语口号式的，不是发誓什么的，而是在生活中一点一滴互相支持的。他们在对我们的教育问题上是非常一致的，这个一致就是一定要把孩子们教出来，让孩子们有自立的本事。他们配合得非常好。我爸爸对我妈妈很放心，我爸爸认为我妈妈做什么事情都会很合适，不合适的地方，我爸爸会用一句话、半句话去点拨一下，我妈妈心领神会，马上就明白了。我没见过他们俩吵架，就觉得他们俩的想法完全一致。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我妈妈更是用自己的行动去支持我爸爸，并没有因为大家都说打倒邓小平、邓小平是第二号走资派就对我爸爸如何如何，反而更关心我爸爸，照顾我爸爸，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两心相通。 邓楠：父亲做总书记的时候，星期天就带我们全家人出去散步或野餐。散步主要到北京的公园，还有玉泉山、陶然亭，玉渊潭、景山也去过，还到过十三陵。到远一点地方时还会搞野餐。也就是自己家里做些面包、卤鸡蛋，带点香肠、汽水，铺块塑料布在地上，坐在上面。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星期天老爷子能够带我们去野餐，觉得特好玩。
第三章 亲 情惦念家中亲人
惦念家中亲人 1904 年 8 月 22 日，邓小平出生在四川广安协兴镇牌坊村。 邓小平少年时离家远游，后来投身革命。等到他再回到四川时，父母双亲已经亡故，故乡还有一直未见面的继母和两个妹妹。倒是弟弟邓垦曾经在上海和延安与他匆匆见过两面。 邓小平平时是一个说话不多的人，游子思亲的情感也不轻易在脸上流露。 西南解放后不久，已经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百忙中还惦记着家里的亲人。 ■ 邓垦（邓小平的大弟弟） ,1911 年出生。 1935 年 9 月在上海参加共青团， 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 年到延安任《解放日报》编辑。 1945 年到东北，历任吉北地委宣传部长、佳木斯市市长、市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四川省泸州地区专员、重庆市教育局局长、副市长、武汉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湖北省副省长等职。 邓垦：虽然我们是亲兄弟，但是在一起的时间非常非常少。我才七八岁，他十几岁就离开了，一离开就是十几年。一直到 1945 年，七大以后，开一中全会，他从太行山回到延安开会，开一中全会，因为那时候他补选为中央委员嘛！ 1931 年见面以后就分手了，一直到 1945 年，相隔 15 年才见第二面。在延安那个见面非常仓促，那时候日本很快就要投降，他马上就要回太行山，匆匆忙忙见了几面，又分手。解放战争时期，我在东北，没有接触，没有见面。直到 1949 年我进关以后，进驻西南的时候才见面。所以，弟兄之间接触的时间很少，了解的情况也不多。
第三章 亲 情“你们要先洗洗脑筋”
“你们要先洗洗脑筋” 邓先群：他是 1949 年底就到了重庆。到重庆以后，后来就有一个二野的人，到我们家里去，说小平同志已经到重庆了；又说，我们可以出来，让我姐姐出来上学，我也出来。后来我姐姐出来就到西南军大，我出来以后就上学，一直跟着我大哥。 邓小平把继母夏伯根和两个妹妹接到重庆，从此夏伯根便一直住在他们家中。两个妹妹则被他安排进了革命队伍办的学校。 邓先芙：大哥就说：你们哪（开玩笑一样的），你们要先把脑筋洗了再说，你们先要改造思想。我三哥他们就叫洗脑筋，叫我们要学猴子变人，改造思想。
第三章 亲 情待继母如生母
待继母如生母 夏伯根只比邓小平大 5 岁，虽是继母，邓小平依然如待亲生母亲一般孝敬。 邓林：他们岁数相差很小的，几岁而已。但是，我父亲对她 ­ 是很尊敬的，我们都喊奶奶，父亲也就和我们一起喊奶奶，有了第四代以后都叫老祖，父亲也跟着一起叫老祖。对我奶奶，我父亲倒是真的很尊敬，关系特别融洽。我妈妈有时候生活上有些什么事情，跟我奶奶谈。儿女的婚姻大事跟我奶奶谈，哪个孩子缺什么衣服了，该置办点什么了，都跟我奶奶商量，我们家关系非常融洽。我从来没有见过父母和我奶奶有过什么争执。我奶奶也是非常明白的一个人，该问的她问，不该问的，她就用眼睛观察，她该怎么做。所以，我们这个家是非常和谐的。 夏伯根生活在邓家，成了他们家中重要的一员，成了邓小平夫妇料理家务的帮手。“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下放江西劳动，夏伯根也一同前往。 1997 年 2 月 19 日，邓小平逝世， 97 岁高龄的夏伯根当时已患了老年痴呆症，但她却在冥冥之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先她而去的儿子表达了深深的眷念。 邓先群：那时候老祖已患了老年痴呆症，基本上认不出人了。虽然是老年痴呆，但她一直都还吃饭。奇怪得很，大哥去世那天，就从那天起，她不吃饭了，也不喝水，很奇怪。大概这么搞了好几天，不吃不喝啊，最后就送到医院了，结果只有下食管。可能她感觉到了什么。 2001 年春，夏伯根老人辞世，享年 101 岁。
第三章 亲 情长兄如父，长嫂如母
长兄如父，长嫂如母 邓先群：大哥他很体贴照顾人的。你说他平常没有什么话，也听不到他跟你说几句贴心的话，但是，他都装在心里头，你能体会到他对你深深的爱，对你的关心。除大哥、大嫂外，我是我们家包括我的侄子侄女当中（当然外来的不算）第一个入党的。那次就是他说，小姑姑可是我们家，你们当中第一个入党的啊。他心里非常有数。每年到放假了，他都要问一问考试成绩怎么样。在关键时候他都要了解了解情况。 长兄如父，长嫂如母，邓小平夫妇对弟妹们的关心是多方面的。 邓垦：解放以后，那一次不知道是陪什么外宾，他到了广西。回北京的途中，他在武汉停了一下，住在东湖招待所。告诉了我，我去看望他。那一次，他是专门到我家住地来过一次，他也没有多少话说。看了屋子，到处看了一看，他说，你这个房子还可以嘛。我住的那个房子，是过去旧中国法国领事馆一个副领事住的宿舍。广西的芋头，大芋头很好，他还带了几个芋头给我，还带了……好像还有什么东西我记不得了，就是广西的土特产，他带到武汉来了，专门给我的。 邓小平从不插手兄弟姐妹工作待遇方面的事，他更看重一个人的品格和奋斗，他会为他们取得的每一个进步而感到高兴。 邓垦：关心嘛当然很关心了，不过具体事很少。待遇问题啊，从来没有哪个关心过我的待遇问题，他也不应该管这个事，我也没跟他讲这个事情，我没有这个印象。 张仲仁：我觉得他对我们还是很严格的。比方说，我从人民大学毕业以后，他问我到哪里 ? 我说我想到中央办公厅。老爷子问我说，他们分你到哪里 ? 我说是到国家档案局，政府的。他说也可以，政府还是一样的，就到政府去。 我觉得，我们大哥大嫂对我们那是真好，说真的，就像父母亲一样那么好。我们的小孩都是四个月以后就都送到北京，都是他们给我们带。我想，老爷子、卓琳还有奶奶，给我们带小孩，一个就是减轻我们的负担；第二个就是让我们集中精力，好好工作。 栗前明： 1972 年我有机会经过四川到武汉，然后到南昌，这就是几个小故事了。见了面，这时候他已经不下工厂劳动了，那时候林彪已经倒台了。但是，我去的时候是 6 月 18 号，天特别热，我穿的裤头和背心都湿透了，拿着从四川带来的酒什么的。一见面，他好高兴啊。卓琳大嫂说，上楼去冲个凉水澡。老爷子就说，北方人哪能冲凉水澡，他不习惯。然后提了两个暖水瓶，就给我往水池子里倒，倒了以后，我就冲。所以我就感觉到感情特别深。然后，问中午需要吃什么饭。我们大嫂说，前明，你需要吃什么饭 ? 老爷子马上就说，北方人嘛，就是吃饺子嘛，咱们包饺子。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我父亲觉得他对子女是有歉疚的
“我父亲觉得他对子女是有歉疚的” 张宝忠：每一个星期到中南海去看一次电影，星期六。那一车，拉了十几个人呢。那帮小孩也小，这个缝塞一个，那儿塞一个，大家也看出这个家庭很幸福。我看到这个情景也觉得，感到好像这个幸福也有我一份。 邓榕：我觉得我父亲他觉得他对子女是有歉疚的。所以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对我母亲说，因为我们的问题，因为我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了不少的苦，所以以后我们要对他们好一些。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从不讲自己的地
从不讲自己的地位 邓楠：他是从来不跟我们讲自己的地位、自己的什么东西的，就是跟一般的老百姓一样，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平常在家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穿得都很朴素，穿的衣服都是打补丁的。因为我们家孩子比较多，经济也不是太宽裕。所以我们都是穿上面的孩子的旧衣服。有时候衣服破了，就打个补丁，然后再接着穿。我们觉得我们跟一般的人一样。在我们这个家庭，从来就不谈贵贱或家庭的地位，所以当时我们小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跟普通家庭的人是一样的。妈妈也从来不告诉我们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有多大的官儿。我记得 1952 年他调到北京工作，在重庆到北京的飞机上 , 我就问他（那时候我们都很小，我才 7 岁），在四川的时候（那时候他在西南军区），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是什么呀？他就跟我们讲，到了北京以后是“脚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北京来做什么工作。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是上八一小学。八一小学的学生全都是军队的干部子弟，他们的父亲都有军衔。所以每当大家提到你父亲是什么衔，他的父亲是什么衔 , 我们就都不敢说话了。我们也不知道父亲是什么衔，因为他根本没有军衔。我一看人家在的时候就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们老是觉得在那个学校里，我们的父亲大概官是最小的了。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一个说话很少的人
一个说话很少的人 在孩子的眼中，父亲是既随和亲切，又有威严。 邓楠：我父亲是一个说话很少的人，他平常也不太跟我们聊天的。我们老是说在家里说话的时候，我们说九句，大概他能说一句话。他一般是听我们说。他对我们的教育从来不说教，他都是言传身教。他不会去给你讲道理，应该怎么样，他从来不这样。除非我们说的话太出格了，然后他最多就说一句：“胡说八道”。 邓楠：我们这个家比较民主，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是那种死板的家庭，就是说比较开放。父亲他不会跟我们说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可以随便说。平常人们的反映呀，社会上的各种现象或者情况，我们都随便说。他只是听，从我们这里他应该是了解很多的信息，仅此而已。 邓林：爸爸在家里说话不多，说出来就切中要害，而且幽默、风趣。他不爱串门，不拉关系；除了极个别的老战友、老邻居，他谁家都不去。他不爱管闲事，小事不关心、不在乎，不发牢骚。孩子们吵架，他说：“到外边吵去。”他不当裁判，不断是非。他认为，“早晚都会过去”。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从不高谈阔论
从不高谈阔论 邓榕：我觉得我的父亲母亲都不是属于高谈阔论的那种人，对子女的教育也不是完全表面化或者很理论化的那种。我觉得他们都是用他们一点一滴的，用他们一生的经历，用他们的爱心，用他们的为人来教育我们。我觉得我们作为子女来讲，感到非常幸运，也很幸福。我们真的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很多精神财富，汲取了很多的营养，这是我们终生受益的。 邓楠：以前有人问过我，说你们子女对老爷子影响大，老爷子的很多东西是从你们那儿得到的。其实老爷子一直看各种各样的文件，那上面的信息量比我们说的要大得多。我们只了解我们生活范围这样一个小圈子里的信息。他如果受子女左右，他也就不是老爷子，不是邓小平了。 他教育孩子不说教，不讲大道理，而是在潜移默化中。比如管我们学习，都是在学期末看你的记分册，而且看老师的评语。你想想，对我来讲，一想到学期末要给他看记分册，我就得努力学习好、表现好。虽然他只是看一下，大多是表扬了，但对我们来说，为了这一次就得努力，这就是压力。我们家孩子都学习好，包括孙子孙女。另外他不注重课本，特别喜欢我们知识广，带我们出去都拿着地图，告诉我们路线，到什么地方了。所以我们地理都好。他平常看各种演出都带着我们，所以我们家的孩子知识面比较宽，爱好广泛，什么都能说上来一点。另外他干事非常认真，不认识的字，就查《辞海》、查字典。我们从小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帮他查字典，这就培养了我们爱查字典、查《辞源》、查《辞海》、查《康熙字典》的习惯。这都是他教的。还有他看很多历史书，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他特别爱看。他床头都放着书。只是到了晚年，才看武侠书，以前主要看的是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他看书的范围非常广，包括外国的小说啊他都看。他不谈政治，但历史的东西他常说，有时还考考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家庭接受的教育面比较宽。他用他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当总书记期间，他要看很多文艺方面的东西，芭蕾舞、交响音乐会、京剧、话剧他都看过。还有体育运动：乒乓球、篮球、排球、足球、体操，只要是有比赛，特别是国际比赛，都到现场看。“文化大革命”前，怀仁堂每星期有一场戏，各种戏。老爷子主要看京戏、河北梆子、川戏这三种，别的不去，河北梆子看得不多，京戏看得最多。 邓榕：老爷子听我们子女平时在家里谈论的一些事情，听我们谈论工作和生活范围内的一些东西，都是很小很小的信息来源，是局部的、很有局限性的信息来源。老爷子真正的大量信息来源，第一个是他每天看很多文件，看文件速度非常快，该记住的全记住；第二个是报刊，老爷子看报纸那个认真程度和对报纸所反映信息的敏感性，捕捉信息的敏感程度，是无人能比的。他老是说要通气，信息要灵通。这个其实跟他看报纸非常有关系。他不听小道消息，他不喜欢听小道消息。还有一个信息来源就是高层领导间的接触谈话。他和这些同志谈话、交换意见、谈工作，了解情况。 邓楠：应该这样说，他主要是从工作中获取各种信息，包括会议、看文件、找人谈话，这是主渠道。第二就是各方面的信息，包括报纸上的信息和他亲自视察。然后是我们家的，是基层的、比较次要的。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担心女儿的婚姻问题
担心女儿的婚姻问题 邓小平热爱事业，倚重家庭，但是在孩子们的婚姻问题上 , 他很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 邓林：我从小身体不好，因为出生在抗日战争中，在母亲身边只呆了七天，就送到一位贫农家中，没吃没喝，两岁回到父母身边后严重缺乏营养，身体从那时候就一直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对我特别操心。解放前就看病，解放后因为我嘴里长肿瘤就送我到各处去看。几次老爷子从江西往回写信，觉得我个人问题没有解决，老爷子操心。爸爸妈妈在我身上操心操得特别多，这是事实。 邓榕：当时呢，只有我二姐一个人是结了婚的。我父亲非常担心，因为他的问题，他的子女受到牵连。当时除了刘少奇以外就是邓小平，我们是全国最“黑”的“黑帮”子弟。对于我们这种人，别人连接触都不敢轻易接触。所以，我父亲很担心我们的婚姻问题将来解决起来困难。我当时因为朋友介绍，认识了贺平以后，我父亲非常非常高兴，他真是发自内心地高兴，由衷地高兴。 我母亲也是这样，非常高兴。实际上当时我和贺平只是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通了两封信。贺平是路过我们家去看他自己的父母，在我们家住了两天。实际上这时候我们只是一般的朋友，也就是刚认识，谈不上订了终身。但是我父亲就觉得他是不错的。觉得这个一定能够成为我们家的女婿。所以他当时非常高兴，很郑重其事地搬了几个凳子，跟我妈妈和奶奶坐在后院里。我回来以后，他就一拍大腿，用四川话对我说：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当时弄得我还有点……我说我们还没有定呢，你怎么就定了呢。可见他当时那种欣喜的心情。 邓楠：他跟我妈妈讲，他说，我信任他们，他们选择什么人就是什么人。所以他从来也不干预我们。但是他对我们生孩子是有限制的：你们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中国人口这么多。但是，他采取的方法是，你们生一个孩子我管，如果你们生第二个孩子我就不管了。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他给邓朴方洗澡
老祖烧水，我端水……他给邓朴方洗澡 这是邓小平一家 1961 年拍的全家福，那时他的五个孩子都在上学。然而， 13 年后的 1974 年，当全家人再次坐到一起的时候，岁月却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悲苦与伤痛。 在动乱的年代里，孩子们散落各地，狂涛中的邓小平格外地挂念孩子。 1968 年 8 月，当时还是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的邓朴方，因不堪忍受“造反派”对他的虐待与凌辱，跳楼以示抗议，造成了胸椎压缩性骨折。 邓榕：哥哥摔下来以后，实际上他的下肢还是有感觉的，当时如果给做手术的话，他不会落下今天这样的残疾，绝对不会的。但是当时送了几家医院，都没有人收他。最后，由于几天在急诊室的耽搁，他睡在走廊上，度过了高烧的危险期，生命看着保住了，就把他送回校医院了。以后一直没有得到治疗，所以他的感觉是逐渐消失的，从脚趾开始逐渐消失，导致这种不可挽回的高位截瘫。我姑姑当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就写信告诉了我们父母。 卓琳：“发配”到江西，就我和他去嘛。孩子们在北京就被撵出中南海了，小孩子们都各人领回自己家去。朴方那个时候，不是还为这个事摔断了腿吗 ? 他是北大学生，邓楠也是北大的学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把他关在楼上，要他揭发他父亲，他说我哪能揭发我父亲啊，我不知道他干什么错事了。人家不说他，就打他。朴方受不了了，就从窗口跳下来，就骨折了。 我们就自己省点钱，把他接到我们江西去了。接到江西以后，我们让工厂里给他做了个架子，因为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他要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有两个环，他拉着那个就可以坐起来，放开了又躺下去。那时候他来了以后，当然就增加我们的负担了。给他洗澡怎么洗啊，老祖烧水，我端水，老爷子拿毛巾给他擦。先是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他干，我呢就是管给他送水，送毛巾。 邓朴方：父亲并不说什么，但是，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认真细致。你想想，如果换个角度来说，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为子女来做，做得非常细致。一点一点地来做，每件做得都很认真，我父亲他很认真的。不管大事小事，以前他做大事很认真，做这种小事他也非常认真。那么这时候我……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他特别喜欢小孩
他特别喜欢小孩 栗前明：他对小孩是最喜欢的，所以我的女儿和儿子，都是在他家里带大的。女儿是从 1965 年呆到 1967 年，他被打倒以后，从中南海被赶出来，我们在中南海的大门口把女儿接走的。儿子呢，是 1972 年生的。到 1976 年的时候，也是他被打倒就接回来了。他最喜欢小孩，谁家的小孩他都希望在他那里养。 邓先群：他身边离不开孩子，特别喜欢孩子。你看平常跟我们没有什么话说，他跟孩子可有话说了，逗、抱。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我大嫂就把小兵抱到他被窝里去。他挺高兴的。 邓林：老爷子对我们孩子是很清楚的。每个人的秉性、个性、缺点、优点，很清楚。老爷子对谁都好。 邓楠：我们考大学都是妈妈决定。但是从妈妈嘴里我们体会到老爷子不希望我们学文科，希望我们学理工科。我们估计跟他的经历有关。 邓榕：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他都不管，从来不过问。我们报什么系都是跟妈妈商量。 邓楠：我报北大物理系是聂荣臻的主意。聂荣臻管科技，他说你就报考物理系。他比较重视理论，基础理论。所以我报北大物理系。 邓榕：哥哥学的是技术物理。 邓小平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他过生日时孙子孙女们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邓林：看看这个，小篮子，里面有两个大猪。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我们五个孩子。孩子们觉得这特别好玩就买回来了，对爷爷说，爷爷你看，这是你和奶奶，剩下这是你的五个孩子。这四个小动物，就是我们家四个孙子了。有一个属老鼠的，一个属羊的，一个属牛的，一个属老虎的。 邓榕：父亲晚年的时候，我们家就有孙子孙女了。我妈妈就规定了，我们家的孙子孙女有一个工作，从最小的时候、会走路了以后开始，甚至于不会走路的时候就开始。这些孙子孙女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每天定时地要来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来在爷爷面前坐一坐。这是我母亲规定的。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孙儿孙女绕膝，其乐融融
邓小平晚年的生活，孙儿孙女绕膝，其乐融融。 王海珍：小弟自己在那儿装一箱模型，自己玩一些东西。尽管首长也不会和小弟聊天，但是小弟每次过来都亲他一下。我们都叫他，小弟过来，亲爷爷一下，每次都是那样。然后首长就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小弟在那里玩，就那么看着，一直那么看着。 卓琳：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他不坐在办公桌那儿。你看他那个办公桌，他没坐，他是坐在他自己的椅子上，旁边有一个小方桌。他就坐在那里看文件。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对，他还经常准备一个粉红色的小盒子，里头装上巧克力，小弟来了就给小弟一块。他叫全家人都在他屋子里坐着，他就看他的文件，我说吵不吵你啊，他说听不见，我听不见。他看文件是很专心的，他听不见，所以他最喜欢一家人在一块儿。
第五章 生活情趣散步是多年的习惯
散步是多年的习惯 邓家的院子方方正正，院子里的路，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木和花草之间。这是邓小平生前走过无数次的小路。 散步是邓小平多年养成的习惯，工作之余的散步是锻炼，是休息，更是一种思考的过程。有人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邓小平在那条小路上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 邓林：他是这样，上午 9 点多开始看文件，看到 10 点，差不多处理完这些事情以后，他就要休息一下，出来散散步。护士们会提醒他。 院子中央的这个水池中养了一些鱼，这也是邓小平喜欢的。 卓琳：原先水池里养了一些红鱼。老爷子来看，拿点馒头屑扔下去，这些鱼就挤到这儿来吃了。但是，经常有松枝掉到水池里。松枝挺硬的，掉下去就把鱼儿扎死了，后来鱼就慢慢少了。我们以后就不养鱼，只养荷花了。 卓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想，怎么叫他呢？大家说算了，就叫“老爷子”好了。大家都说叫“老爷子”，后来孙子也叫他“老爷子”，都叫他“老爷子”，像吴院长啊，我们警卫员、秘书都叫他“老爷子”。 邓榕：最早的时候是妈妈叫“老爷子”。“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被软禁，是那时候开始的。原来叫首长，那时候不能叫首长了，被打倒了不叫首长就叫“老爷子”。以后就都叫“老爷子”了。 ­ 邓楠：他爱坐火车。在车上能看到周围的景色，不像乘飞机，一下就飞到了。每次坐火车，他都把窗帘打开，看窗外。一是看庄稼长得怎么样，还有就是看路、看老百姓的房子。这一路从北到南，看到房子不断的变化，就看得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一年一年，从南往北的，楼都起来了，有的地方成片成片的，都是楼了。可是有些地方还特穷。他是要从各种渠道获取信息。还有，他有丰富的判断问题、分析问题的经验，可以从你觉得是个很不重要的事情上看到什么东西。他善于综合他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他有非常强的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第五章 生活情趣穿着特别简单
穿着特别简单 袁明：平常在家首长都是穿咔叽布的，夏天就是的确凉的，特别简单。自从我来了以后也就只有一次，因为首长有一阵体重增加了一点，人胖了，衣服瘦了，做过新衣服，好像再没做过什么新衣服了。像白衬衣，有时候穿的时间长了，领子就坏了，就只换个领子。
第五章 生活情趣外出不准禁止交通
外出不准禁止交通 张宝忠：开始的时候就规定，首长有两个车子。首长说，这是干什么？我们说，这是警卫车。首长说搞这么多干什么？这脱离群众。我回去以后赶快报告孙局长，报告主任。于是在北京时，后边就跟一辆随车。出去的时候他都会说，不许马路上禁止交通。几次老人家都说，张宝忠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周围都是群众，不能妨碍群众。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胡同是死胡同，群众修房啊、来人啊都不许妨碍。
第五章 生活情趣打桥牌只是一种调剂
打桥牌只是一种调剂 晚年的邓小平努力通过娱乐活动向自己的智力老化发起挑战，打桥牌就是其中的一项。他不仅酷爱桥牌，而且叫牌准确，出手果断，技艺精湛，水准常令专业选手叫好。 邓楠：打桥牌是他在西南局工作的时候学的。后来经常打桥牌是 1959 年以后。他不能打台球了，把腿摔断了。 ­ 聂卫平：打桥牌只是一种调剂嘛，所以他有这样的水平我认为已经很了不起了，是我结识的这些中央领导里打桥牌打得最好的。有一次，我跟他搭档，那边是万里和友谊医院的院长诸寿和。我们俩把人家打得特别的惨，我想给人家留点面子，就放了点水，就是现在说的“假球”、“黑哨”什么的，我当时就主动放了一把水。我看见万里的牌拿得比较……他君子坦荡荡啊，都看得见。我看见万里有很多张黑桃，我自己只有四张黑桃，我就叫四黑桃。万里就加番，“加番”是邓小平常用的，我们通常普通话叫“加倍”，一加番，我就宕了六个。六个是宕得太多了，当时老爷子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你创了世界记录了。宕了六个，宕得太多了。他打牌比较认真嘛，对于我这样的随便就损失很多被加倍宕了六个。后来他还对我太太说，你的先生围棋是九段，桥牌可不是九段。就专门为这个事，去跟我太太说了一下。 邓楠：老爷子特严肃、特认真，打台球、打桥牌，干什么事都极其认真，废话都不能多说。他这个人是一句脏话、粗话、像电影里说的那些粗话，都没有。他这人非常文明，嘴里一个脏字都没有。对像我哥哥舞枪弄棒的一些危险动作，他见不得。稍粗野的，他都见不得。 邓榕： 20 世纪 50 年代，老爷子坐在办公桌前办公。他特别认真，特别专注。我们就在他屋里跑来跑去，然后就在桌子底下爬来爬去，躲在桌子底下过家家。他就在上边办他的公。这是我们小时候做的事。住在景山的时候，大了就没有了。我们还在他屋里做过作业。 ­
第五章 生活情趣一向喜欢足球
一向喜欢足球 看足球比赛，也是邓小平毕生的爱好。以至于他第三次复出后第一次与公众见面，选择的就是足球比赛的看台。 张宝忠：他喜欢足球很有名，一向都喜欢足球、体育。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五十二场还是五十三场比赛，他一场没落。白天能看的他看，晚上看不了的他让我给他录下来。而且录下来以后，还不让我告诉他结果。他和我们看足球不一样，不愧为伟人，有个正确的观点，不像我们一看输了就骂街。他不这样。他说：这个看球呀，不一定进多少球就是有水平，不进球也好看。我们虽然输了，但是咱们队员都努了力了，都踢得不错，但是水平跟人家不是在一个档次上，踢得还不错呢。有一次我们赢了哪个国家的球，说是那个国家足球挺有名，但是人家来的都不是一流选手。赢了大家还挺高兴，但老爷子不那么看，他说，人家的主力都没来。所以对咱们体育的发展，他是非常关心非常支持的，而且从不以输赢为标准来责备我们的球员。
第五章 生活情趣看比赛爱给人家打分
看比赛爱给人家打分 不仅是足球，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他还关注其他赛事。 黄琳：奥运会、亚运会的体操比赛，首长看的时候，有的时候爱给人家打分，就像那个裁判似的。裁判还没亮分之前，他也要打一些分。但是他打分呢，给我们国家的小运动员打的分都偏高。他很喜欢这些年轻的体操运动员。喜欢他们，是希望他们出成绩那种感觉。我们从他看体操比赛就发现，我们国家的那些十几岁的小姑娘，他特别爱看，都挺晚了，他还要看。小运动员有的时候落地没站稳，首长会说：挺稳的，挺稳的。
第五章 生活情趣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
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 大部分的时间，邓小平是在他的办公室里度过的。 邓林：大办公桌没办过公，他批文件都是坐这儿。这儿有一个方茶几，他就这样批文件，就这么写。上午我们基本上都上班，孩子们也上学。下午或晚上才来看爷爷。茶几这儿放着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一摞报纸，在早上九点以前秘书给他摆好。早上起来，洗脸、刷牙、喝茶，喝完茶然后坐在办公桌旁吃一点早饭。她们给他端过来，牛奶、鸡蛋什么的，吃完饭以后就坐在大茶几边上开始批文件。他批文件速度很快。有时候累了，下午就在躺椅上躺一躺。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躺这一说的。年纪再大一点以后，累了才躺。有客人来就这么坐一排，开会也是这样。爸爸有几个特点，一个爱翻字典，有什么字不认识的时候，他就会把字典拿出来。《辞海》是常翻的。还有，我印象中爸爸特别爱看地图。比如我们出差或者上哪儿去，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一定带着，上哪个地方一不明白这个地方有什么历史，他就把地图拿出来看。另外最喜欢看的就是这两套，一套是《史记》，还有一套是《资治通鉴》，他喜欢看这个。还有，在我印象中他喜欢看《聊斋》。 卓琳：邓小平喜欢听言派的唱腔。我喜欢听京戏，因为小时候我父亲有一台留声机，各个流派唱腔的唱片都有，所以从那会儿开始我喜欢上了京剧。后来和老爷子一起生活，常和他一起听言派的唱腔，我就更喜欢京剧了。老爷子不在了，他留下的言派唱片我继续听，自己也录了一部分别的。我老年的娱乐就是在家听京剧录音带。
第五章 生活情趣酷爱大海
酷爱大海 邓小平酷爱大海。到大海里游泳，是他最惬意的事情。每年的夏天他都要带上全家人到海边去。 黄琳：首长年纪大了以后，因为怕他咳嗽，海水也比较凉，我们医疗组不想让他游泳。医疗组定的就是光去北戴河，不游泳。但是，每天我们那里一报水温，一报风力，我觉得首长好像心里痒痒的，特别想去。他老问我们今天水温多少啊？有没有浪啊？看他特想去，我们也就特别想让首长游。最后，医疗组就说，要不就让他游吧。结果那年游了八次，而且最长的一次游了将近一个小时。我那会儿曾经跟首长开玩笑说，你看我们大家做了这么多工作，同意让你下去游泳，你第一次下去一定要好点，游半个小时你就上来，这样的话，专家才可能让你第二次去。首长说，我才不呢，好不容易下去，我才不半个小时就上来呢。 1992 年，这一年对中国的发展不同寻常。年初， 88 岁的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1992 年，邓小平最后一次来到北戴河。更多的时间里，他就这样坐在房前，恋恋不舍地望着苍茫的大海。因为他知道，他就要告别大海了。
第六章 永远的怀念1996年12月住进医院
1996 年 12 月住进医院 1996 年 12 月，多年身患帕金森综合征的邓小平，因病情加重，肺部感染，住进了医院。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吴蔚然：到后来，他的心脏并没有什么厉害的病，肝脏也好，也没糖尿病，就是后来神经系统不太好。由于帕金森病就影响他咳嗽，影响他吃东西、吞咽，影响他活动。当然，他的帕金森病治疗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因为帕金森病没有办法治好，他也就拖了十几年。后来慢慢情况越来越差，最后就是呼吸道的问题了。在医院里接受治疗的邓小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依然还是那么顽强。
第六章 永远的怀念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黄琳：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因为我们在医院也见过很多最后被疾病折磨得比较痛苦的病人，一般人肯定会有呻吟，有些叫喊。因为确实很痛苦，或者跟医生护士反映我怎么难受，而且有的时候脾气也会暴躁，可能就是被疾病折磨的。不合作，对治疗有抵触情绪，这样的病人我们原来也都曾经见过。可是在这位首长身上没有，一个是跟医生特别配合，而且到最后，我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我觉得他表现得很平静。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心里也明白，他就是……我们有时候也问，想说点什么，他说，该说的都说过了。
第六章 永远的怀念病床上看《邓小平》
病床上看《邓小平》 从 1997 年 1 月 1 日开始，重病卧床的邓小平在电视机前，观看了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的十二集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 黄琳：因为首长耳朵听力不太好，离电视机的距离又比较远，我们要在旁边给他讲，就是电视里讲什么我们重复什么。包括原来看新闻也是这样，就是电视里讲一句，我们就给他讲一句。这样他看着画面，听着我们解说。《邓小平》是从 1 月 1 日开始放的第一集。我们就给他讲，他就在那看，十二集全都看了。有的时候画面比较模糊、比较远的时候，他还问，那边走过来那个是谁呀 ? 我说，那个是你呀，你看清楚没有？后来，走近了，或者镜头拉近后他看到了，自己在那里笑一笑。 他自己对自己不评价，但是，片子里有一些对他的评价。我们就说给他听，说的时候我就注意看着首长的表情，有时候感觉首长就是……我不知道我形容得准不准确，就感觉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那种感觉。 谁也没有想到，从那以后邓小平的病情越来越重。 张宝忠：那年过春节，有好多同志都没能回家，都在医院过的。我们把人组织到一块儿，也搞了一个聚会，大家聚一聚嘛，互相祝贺新年快乐。但是大家话很少。我就说，大家举起杯来祝贺，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当酒杯举起来的时候，大家眼泪都流下来了。
第六章 永远的怀念亲人的最后告别
亲人的最后告别 1997 年 2 月 19 日 21 时 08 分，邓小平终因帕金森综合征晚期并发呼吸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而逝世。 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夫人卓琳携全家来向亲人作最后的告别。 再见不到老人健朗的身影，再听不到老人爽朗的声音。在邓小平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沉沉的哀痛，绵绵的哀思一直在延续。 卓琳：他去世了，我们全家人都很悲痛。但是，这是自然规律，你也没办法。他去世的纪念日，我们就预先买了些花瓣，就在院子里撒。一边撒，一边说，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听见了没有。一边还说话，还叫他。 每年他的生日，我们全家人还像他活着时一样，大家一块儿给他过生日。对，一大长桌子，也有客人来参加，还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纪念他。
第六章 永远的怀念巨星陨落，九州同悲
九州同悲 巨星陨落，九州同悲。在春寒料峭的二月里，亿万中华儿女都在心中呼唤着同一个名字，这是一个属于长江、属于黄河、属于中国的伟大的名字。
第六章 永远的怀念捐献角膜 , 骨灰撒入大海
捐献角膜 , 骨灰撒入大海 邓榕：真正从日常的感觉来讲，我们没有觉得父亲已经离我们而去，好像觉得父亲还在我们身边一样。对父亲的思念、怀念，深深地沉淀在我们家的每一个人的心底。有人问我，你最敬爱的人是谁？我左想右想，把古今中外的人都想遍了，我想想，还是我的父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了解他，我也爱他。 黄琳：去世的时候，他的角膜也捐献出来了，而且遗体也是作为医学研究，最后，骨灰也撒到祖国的大海里去了，等于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是把他默默地都装在我们心里。我们特别想跟他说的一句话，就是想说：首长，我们永远爱您。 王世斌：首长去世以后，首长那些衣物的处理是我去办的，都被烧了。那天，我带着另外一个同志，我们在锅炉房里就把首长的内衣、外衣、鞋子、袜子全部烧了。什么都没有保留，是我们亲眼见的。当然平时知道首长很随和，很朴素，但是这是我们亲眼见到，内衣都是有窟窿的，都是破的。我们两个一边烧着，一边掉眼泪，还在那里说，这也是我们亲眼所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谁能相信，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确确实实是穿着破了的衣服。 说实在的，就是跟家里人一样，跟自己父母一样。所以首长去世以后，总不相信这个现实。特别是晚上一睡觉的时候，眼睛一闭，总觉得首长还在办公室坐着。首长的音容笑貌老是萦绕脑海。
第六章 永远的怀念他原想去香港看一看
他原想去香港看一看 邓小平晚年的时候曾经说过：他想活到 1997 年，到香港这块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他想活到 2000 年，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 谁也没有想到，当 1997 年的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他的心愿变成了遗愿。 卓琳：老爷子活着时曾经说：“香港回归时我要到香港去看一看，站一站，哪怕站五分钟也可以，总能看到自己收回的土地。”他二月份就去世了，七月份香港才回归，他就没去成。后来中央问我，我说老爷子有这个愿望，想要到自己收回的土地上去站一站，望一眼，就了却了他的心愿了。我就向江泽民同志提出代老爷子去香港看一看。江泽民同志批准了，去香港时把我也带去了，我完成了老爷子的遗愿。后来澳门回归我也出席了。
第六章 永远的怀念一个思亲的夜晚
一个思亲的夜晚 伟大的心愿终于化作绚丽的时代篇章。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中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香港问题。 1997 年 7 月 1 日零时。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从这一刻起，香港这个与祖国分离了一个半世纪的游子，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宽广而温暖的怀抱。 江泽民：“历史将会记住，提出‘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的邓小平先生。” 董建华：“今天我特别高兴，卓琳女士能够来香港，参加回归的盛事。我们对卓琳女士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敬意！”
第六章 永远的怀念思念到永远
思念到永远
2000 年 10 月 1 日，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倡议建造的邓小平铜像的揭幕仪式在深圳的莲花山上举行。正在国外访问的江泽民主席特意赶回深圳，参加了这一隆重的揭幕仪式。
在灿烂阳光照耀下，邓小平的身躯显得格外的高大伟岸，目光显得格外的深邃慈祥。
邓小平说过 :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人民也深情、永远地热爱他。
邓小平铜像落成以后，每天来这里献花的人络绎不绝。
花海似锦，爱心无限，人民的思念将世代延续，直至永远、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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