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福利国家的两难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唐 虹

　　人们对欧洲福利国家的典型印象，是它们拥有“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和高水平社会福利保障，特别是当人们处在年老、生病和失业的“弱势”状态时，借由社会保障制度，人们将得到来自“大家”的扶助，仍然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因此，“欧洲模式”曾被很多人视为理想的社会发展模板。

　　曾经的骄傲

　　欧洲福利制度是在二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不断建设和完善的。虽然二战后欧洲各国经历了持续30年的“黄金增长”，如德国创造了“经济奇迹”，法国更是从农业占有重要经济地位、一跃跨入了先进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凭借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作为坚实的基础，欧洲国家通过一系列的社会立法，建构越来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强国际大势制性地进行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的“二次分配”，如在德国，企事业单位雇用员工时，必须为其支付50％的社会保险费用，无职业的员工配偶和年幼的子女则与员工捆绑在一起上家庭保险，以此保证社会保险能够全民覆盖，而这一笔“社会支出”则占劳动力成本的50％左右。正是依靠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财富“蛋糕”的分割更公平。

　　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在欧洲逐步形成这样的社会共识，即社会保障的巨大支出，不是创造财富的负担，相反，欧洲的免费教育制度使所有青少年都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和训练，成为高素质的劳动力。休假制度可以保障员工充分地休养生息、有闲暇陪伴家人、有机会发展各种爱好，更好地实现自我，造就更多富于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劳动者。因此，社会保障和市场竞争力相辅相成，公平和效率并不矛盾。

　　现实的危机

　　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福利国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由于欧洲的出生率不断下降，老龄化让社会福利制度的包袱日益沉重；另外，高福利制造了一批社会“寄生虫”，一些人宁愿躺在高福利制度上睡觉，也不愿工作。创造财富的人在减少，而通过福利制度分享财富的人却在不断增加。如2005年的德国，一个四口之家如果靠国家救济，每月西部可收入约1560欧元，东部约1421欧元，全德平均水平约1539欧元，高于平均最低工资收入(包括部分时间工作)的1465欧元。

　　更重要的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加入了全球竞争，与欧洲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较低，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因此吸引了大量的投资，甚至很多欧洲国家的企业主也关闭在本土的工厂，将其开到中国等投资热门地区，这直接造成了欧洲国家失业状况的加剧，而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劳动技能相对较低端的工人阶层。资金转移了，工人失业了，一方面意味着创造财富的机会在减少，另一方面则意味着这些失业人员进入了社会救济体系，分享财富的人增加了。

　　如此“内外夹击”，使一些欧洲福利国家不堪重负，有统计资料显示，几乎所有欧洲福利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维持已有的福利水平都在“负债”经营，“入不敷出”的问题在上世纪就已经引起欧洲国家的关注了。

　　尴尬的两难

　　进入21世纪后，欧洲福利国家内部改革的呼声也日益增强，主张集中在调整公平和效率的失衡，适度地削减福利。

　　但欧洲各政党发现，执政地位与福利问题关系密切，高福利承诺是获得选民支持的有力武器，反对社会福利很可能会失去选票。比如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福利国家危机，就威胁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地位。在瑞典，社民党为应对危机，试图借助赤字预算来维持生产和就业，却导致大选失利，1976年结束了连续44年的执政党地位，随后上台的中央党政府迫于财政困难，在1980年冬提出了紧缩开支、削减福利的主张，受到民众强烈抗议也仓促下台。由于社会福利只能“上行”难以“下行”的“刚性”特点，为了维护执政地位，政府难以对现有的福利体制大刀阔斧地动手术，福利待遇的水涨船高，超出了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国家只能靠借钱维持财政。欧洲福利国家因此陷入了“两难”境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持续升级的欧元债务危机更让越来越多的欧洲福利国家雪上加霜。为了争取外援，陷入债务的国家基本上都采取财政紧缩计划，如2011年9月希腊政府推出新一轮更严厉的紧缩计划，包括大幅降低退休金和个税起征点。债务重压不仅让这些国家没有可以调动的公共财政资源刺激经济的复苏，福利的直线下跌更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大范围的罢工抗议在欧洲各地此起彼伏，希腊2011年上半年自杀率甚至上升了40％。欧债危机让福利国家久已潜伏的危机以很极端的方式暴露出来，而深陷泥潭的政府即使面对汹涌的抗议浪潮也别无选择。

　　欧洲福利国家为了应对来自外部或内部的挑战，已经积极展开内部体制的改革，但改革的争议和阻力是前所未有的。欧洲福利国家究竟会如何进行内部改革和调整，其结果又将如何，世人正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