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中华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
主流文化的治国理政价值观这是从政府到基层群众都关心的话题,它涉及到我们政府行为、政策导向的根据。怎么把握中国传统文化里边主流的治国理政理念？
首先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这四个字是见于《管子》，中国讲的以人为本有鲜明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从西周以来，中国文化就向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全世界古代文明的文化都是以神为本，中国早期历史在商以前也是以神为本，但从西周开始，从周公封于鲁开始，他的思想就从以神为本的文化开始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西周时期开始有一种思想，说神依人而行，是依靠人存在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当时有这样的观点：依靠人的祭祀，神才存在，没有人的祭祀，神就没法存在。这就是说人世是神世的根本。这种思想在西周得以发展，形成了西周文化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和特色。这就是中国人以人为本思想的最早起源。
春秋后期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绝大多数都是以人为本的。只不过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又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对人世的发展、协调、整理有不同的理念，但坚持人世优先，这是大家共同的想法。比如春秋的时候，有的思想家就提出，“天道远，人道迩”，迩就是近的意思。孔子其实也讲了类似的话，“敬鬼神而远之”，就是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人世上。
为什么要敬鬼神？我想从孔子的角度来谈，他承认神灵的存在，但神灵对人的作用有多大，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通过敬神，保留人的一种敬畏感。在一个古老信仰的传承下，虽然我们今天强调人世，但依然要保留一份对更高存在的一种崇敬和神圣感。为什么中国古人在政治管理方面积累很多智慧？是因为很早中国人就把主要的精力投放在人世的管理上。
第二以德为本。这与今天我们提倡的以德治国的思想类似。如果说以人为本是跟以神为本在比较中形成的，那么价值观、价值理念一般都通过理想、通过对不同事物的取舍和比较建立起来，一个人的价值偏好、如何选择，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
以德为本的对立面就是以刑治国，强调政令、刑罚的作用，忽视道德的作用，这是孔子反对的。孔子的思想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中国古代的主流治国理政理念中，孔子的思想有很大影响，这就是以德为本。
第三是以民为本，也叫民本思想。《尚书》中已有“民为邦本”的思想，邦就是国。在《尚书》里边，应该说有不少这样的思想。到了孟子，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也是在一个比较中看出你的价值选择。在孟子以前虽然有民为邦本的思想，君王还是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可是在孟子所表达的政治里面，君为轻。不管是君王也好，还是他的王朝也好，都比不上人民重要。这样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代主流的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
最后是以合为本。以合为本的合，就是强调统一性，在国家的层面就是统一而不能分裂，它最高的表现就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今天我们强调的价值观，讲中国人的理念，必须也有一个更高的视野。十八大报告里，特别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这非常重要。我们在讲发展时，一定要考虑生态文明的建设、维护和涵养。这一点与我们古老的思想资源结合起来，就是讲天人合一，中国人都趋向于合，而不倾向于分。人与自然的统一，天人合一；多民族融合统一，也是一样。中国从政治、从治国理政再往上提高一层，我们叫天人之学、天人之际，这涉及到哲学的宇宙观，就是注重合，不注重分。
传统价值观的特色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近代文化，西方近代的价值观作为一个比较的对象，我们怎么来把握在社会层面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体系，它的特点是什么？因为习总书记最近一直在讲我们有中国的国情。国情是从价值体系来的，这个中国特色价值观的特色、特点就是我们的中国国情。
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念跟西方近代相比，有很大不同，第一个特点是“责任先于自由”。就是很强调个人对于他人、对社群，甚至对自然所附有的责任。责任意识非常强。我们讲以天下为己任，孟子就讲过了。古人在汉代就明确要以天下为己任，己任就是责任。从古代先秦的“君子”到汉代的士大夫，有一个很突出的责任意识，就是对天下的责任心。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汉代思想到宋代的士大夫，代表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忧乐以天下为先，就是我们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
第二个特点，是“义务先于权利”。西方近代社会非常强调个人的权利，但我们儒家思想里，强调的是义务。梁漱溟，他在山东做过乡村建设运动实践，在这个实践里边，给他感触最深的就是中国人和人的关系，义务为先，互相承担义务，这是中国人伦理的一个特色。我们今天讲中国人的伦理，就特别强调义务感。当然这是一个开放的义务感，决不仅仅指一个人的家庭义务。家庭义务是必需的，义务还要从家庭放大，从家庭可以放大到社区，从宗族（就是古代社区），再到郡县、国家、天下。中国人的伦理观念，特别强调义务感，而不是伸张个人的权利。
第三，“群体高于个人”。西方的人本主义更多的是以个人为本，但是我们中国的以人为本，不是讲的以个人为本，还是以群体为本，所以群体是高于个人的。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先于个人，这是中国人古代价值观的特色。中国人的群体意识非常开拓，不是一个小团体主义，一个地区主义。中国人以天下为己任，很早就超越了地方局限性，是大天下情怀。《论语》里讲，“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说“以天下为一家”。如果说家是中国人的基本观念，家庭关系是中国人的基本关系，中国人早就把这个“家”的概念、“家”的关系扩大、扩充了。
第四，“和谐高于冲突”。看看文化史会发现人类的文化里充满冲突，充满斗争、流血。但中国文化更强调和谐。西方的文化强调个人，总以自我为中心，克服别人、占有别人，排斥异教。所以西方历史上的宗教战争非常残酷，但中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宗教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它的根源都是在西方和西方文化。近代日本也是接受了西方的帝国主义文化，在东方侵略。所以我们从价值观来讲，因为中国传统“和”的理念，也体现在处理和周边国家关系上。历史上，当然我们也有个别帝王发动侵略战争，但总体讲，这些皇帝的作为是违反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的，在主流价值观中是受到批判的。中国是以安土睦邻为先，总体来讲，我们强调和谐高于冲突。
传统价值观的转型发展中国传统价值观中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这个“先于”今天还要坚持，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特色，我们没必要跟西方人一样，什么都是个人权利为先，伸张个人的要求为先。但对这一点不能极端地理解：比如责任先于自由，但完全否认自由是不对的；义务先于权利，但完全忽视权利，也是不对的；群体先于个人，但不尊重个人、不关心个人，这也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想把传统价值观的传统转化，加以发展，我们要坚持这些“本”“先”，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关注那些“被先于”的内容。
儒家的以民为本，今天我们还须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从中国发展现实来看，要坚持以民生为先。古代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它也有它的一些偏向，就是民生比民主重要。今天要将此加以现代性的转化，法制建设要加强，民主建设也要加强，要扩充社会主义民主，保障大家的权利，包括政府。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今天如果把传统价值观加以发展，我们在坚持民本、强调民生的同时，也要注重民主。
最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儒家思想强调社会和谐，是比较重视公平和平等的。我们社会的价值观认为平等比富有更重要，就是平等比财富更重要，所以不患贫、不患寡，患不均、患不安。
经历了“文革”，经过了人民公社时代，我们知道，对均平的追求，不能变成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完全忽视社会发展。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允许财富和财富增长的追求，也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我们最终是要推向共同富裕。要正确、辩证地理解平等和财富在发展中的差距。这既是个价值理念的问题，也是个辩证把握的哲学观念问题。
传统美德的现代传承和转化
我国的传统美德形成于西周春秋时代，定型在孔孟荀早期儒家思想。在春秋时代，已经就有很多关于道德的观点产生。这个时期，没有一个主导的观念可以带领各种道德观。但是我们可以说，在春秋后期比较流行的道德，一个是“忠信”、一个是“智仁勇”。当时在整个中原文化里，比较流行的就是忠信和智仁勇。到春秋末期，在孔子思想中，“仁”是最重要的德行，最重要的道德。“义”应该说在春秋的时候也受到重视，但地位不太突出。包括孔子思想里，仁和义也差很多。到墨子时代突出了“义”，这影响到孟子，孟子发展了“义”，跟“仁”并列，形成仁义。所以从孟子开始，仁义成为儒家最重要的道德。孟子又把仁义礼智四者并列，成为四德，这是大家熟知的，经过汉代推崇，加了“信”，成为我们历史上中国人道德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跟五行对应。五常成为两千年来影响中国社会至深的基本道德。
在儒家推崇的四书五经里还有一些道德德目，他们跟四德五常一起构成了儒家完整的道德体系比如说孝悌、中和、诚敬。在中国古代，在实际的社会生活里面，我们刚才讲的孝悌、中和、诚敬等是跟五常一起发生作用，它们共同支配着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思想、道德生活。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孝。孝不在五常里头，可是我们没有人能够否认孝在我们中国人的道德生活里面，它是占有重要而且非常突出的地位。但是孝它没在仁义礼智信五常里，你说中国人不重视孝吗？不能这么说。因此我们说，我们平常讲仁义礼智，讲四德，它作为道德规范和德行的条目，对中国文化来讲，它是有代表性的，但是也不能说它就能全部覆盖我们的道德观念、道德生活。
为什么仁义礼智这四德在历史上，在儒学的理论里边被认为最重要、最突出？为什么不把孝放在里面？儒学有自己的思考。在实践中大家当然都非常重视孝，应该说孝是内在于特定的伦理关系里边的。但是仁义礼智已经超出了特殊的伦理关系，变成一般的人与人关系规定的准则。它不是一个血缘的伦理，也不是一个特定的政治关系伦理，孝是一个血缘关系的伦理，特定的政治关系伦理就是忠。而仁义礼智比起孝、比起忠，它有更加普遍的美德的意义，更加普遍的一种人际关系准则的意义。儒学的理论，也有一定的道理和根据。
但是我们讲，在古代每一个德行的条目，它都不是单一的、简单的。不管是忠、孝、仁义礼智，每一个道德的条目，往往有不同的层次的意义，既有它特定的、具体的意义，还有它扩大的、普遍的意义。比如说忠，忠我们刚才说，它主要是一个特定政治关系，君和臣之间，臣应该担负的一个道德义务、一种道德规范、一种道德条目。但是忠它也有扩大的、普遍的意义，就是可以是忠于政务、忠于国家社稷。要全面理解君臣关系的忠，它也不是简单的顺从，能够犯颜直谏这也是忠。到了春秋战国有了更普遍的意义，就是尽心为人，《论语》中就有这样的例子。
忠信在春秋为什么特别流行？因为在春秋的宗法社会里，忠信特别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到了孔子时代，在道德观念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封建社会，也突破了血缘关系，把仁变成人与人的基本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道德。战国时期仁义都成为重要的道德。仁义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孔子、孟子特别提倡它，而是当时的时代需要它。战国时代封建的宗法制度处在一个衰朽和变化中，所以个人对宗法政治的道德义务，就让位于那些含义更普遍的社会道德和人际关系准则。
仁义不仅是个人的道德，仁义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它也是社会价值。但是五常里面应该说不见得都是社会价值，比如五常里面讲“智”，它虽然也有超出个人道德的意义，但是它就不是一个社会价值。可是仁和义，它就是，除了是个人的道德，也是社会的价值。
今天我们回顾关于仁义礼智的意义，我们也要给它做一个说明，我们今天怎么概括、把握他们作为个人道德的意义。首先是仁，仁的意义在历史上争论是比较少的，特别是唐代以后，因为韩愈讲，“博爱之谓仁”。当然孔子已经讲“仁者爱人”，这个爱人，应该说孔子所讲的仁，已经超越了亲属间的亲缘关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它已经变成一个大爱无疆，有广阔、深厚的含义。
四德里的礼，本来是强调仪式、礼节，而且特别注重行为面貌的修饰；因此四德里的礼，作为道德就是遵礼守礼。义，它早期是对亲属以外尊长的尊敬。义的进一步普遍化，就变成对所有的长辈，包括亲属长辈和亲属以外长辈的尊敬。可是因为后来礼的条目它涵盖了对长辈的尊敬，所以义到了孟子以后，就越来越变成一个跟羞恶有关的德行，义的含义越来越变成坚持道义、去恶扬善。智是比知识更高一级的认识层面。作为一个道德的德目，是对道德知识的一种辨识、一种掌握能力。所以对个人道德的德目来讲，仁就是敦厚慈爱，义就是坚持道义，礼就是守礼敬让，智就是明智明辨。
我们说作为个人道德，仁义礼智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刚才也讲了，仁义礼智里边的仁义，它不仅仅具有个人道德的意义，它还是社会价值。比如说仁义有更广的社会意义，孔子讲仁，仁是作为道德。可是孟子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卿大夫不仁，不保寺庙”，所以仁也是政治的普遍原则，所以在汉代以后的两千多年的中国的政治文化里，应该说在理论上仁都是一个主导的政治和行动的原则。这就不仅是个人价值，还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政治行政基本原则。所以你看，唐太宗《贞观政要》，以仁为本，仁义为首，仁义作为基本价值，这就是已经超出了作为个人的道德，也是社会政治的最基本的价值。仁再发展，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变成一个最高的社会理想。
义，《左传》里讲“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一个正义的概念，孟子说“杀一无辜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那是违反原则的。所以义在古代很多地方都是作为正义来使用。
所以我们说仁义礼智不仅仅是个人道德，也是古代社会的社会价值、古代社会的基本价值。比如说就社会基本价值来讲，仁要强调仁政惠民；礼是强调文化体系，义就是社会的正义原则，和是和谐团结。除了我们讲的这些道德条目以外，还有很多跟这些德目有密切关系的修养方法，比如克己、反身、正心诚意、慎独等等。
除了在经典中的这些说法表达了我们的道德价值，另外在每个时代的社会文化里，也有一些流行用语表达主流价值。比如宋代讲究“节义廉耻”，明代后期讲“忠孝节义”，你看明清小说里充满了忠孝节义，它就是社会流行的。
传统美德的传承转化
帝制推翻后，近代以后的政府需要在不同时期提出新的道德规范。1912年，民国政府提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为立国之本，前四字见于孟子，后四字见于管子。孙中山是个革命家，可他非常重视传统美德的传承转化。如忠孝，孙中山很讲究忠孝，他认为这个时代不能提倡忠君，但可以忠于民、忠于事，为了事业的成功，就算牺牲也在所不惜，这便是忠。我看孙中山就是把孔孟之道的“忠”做了现代的传承转化。他认为古时候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民国成立以后，没有皇帝，但还是要忠，要忠于国、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效忠。这就是孙中山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转化。后来孙中山也提出八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孙中山认为，中国人不能忘记存在的共有道德，新的道德规范必须传承转化古代道德，不能完全另一套。孙中山曾经讲过：“因为我们民族道德高尚，所以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存在，并且还有力量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宗本及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群体以外，就是要把固有的道德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旧道德，才有固有的民族地位，这个固有的民族地位才能恢复。”他十分重视固有道德在今天民族复兴中的地位。
孙中山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八德的基础上又加上“礼义廉耻”加以提倡。比较之下，礼义廉耻更侧重个人道德。孙中山提倡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结合社会的价值需要，忠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这都不是个人的。这12个字成为国民政府提倡的主流道德，也是传承中华固有道德的一种方式。
梁启超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新民说》。《新民说》强调提倡公德，说我们中国人以前讲的都是私德，所以近代人要特别提倡公德。梁启超讲的公德的核心就是爱国、利群。梁启超的《新民说》认为公德和私德是同等重要的，但是认为公德的基础是私德。私德就是个人基本道德。今天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提倡爱国，爱国是公德，提倡友善诚信，这就是私德。梁启超的《新民说》，这个关系不是并列的，这两方面虽然都重要，但是就个人来讲，基础是个人品行、个人道德，这个是基础。所以私德一定是公德的基础。我们中华美德在这方面有深厚的资源。
个人道德的重要性
梁启超所讲的私德和公德，都是以个人为主体的道德问题。私德也好、公德也好，都是以个人为主体的道德要求，但是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不是落实在个人主体上的道德问题，这就是价值概念与道德概念的不同。
习总书记所强调的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都是强调要落实在个人身心实践上的道德。这是我们在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实践时，在理论上必须明确的。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继承弘扬传统美德，中华美德的继承转化，这些主要是就个人道德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容来讲的，用梁启超的话来讲，“重点还是私德”。所以总书记最近讲的加强道德建设、形成道德规范、树立道德理想，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我们说主要都是就个人道德讲的，要落脚在个人的基本道德上。最终是要指向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怎么做人，这很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今天应该主要是讲公民道德，而公民道德大部分的主要内容都是公德。其实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就讲过，“公民的道德要求是比较低的，善人的道德要求品德是比较高的”，做一个公民和做一个善人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公民，他的要求应该说属于爱国守法这样一些基本要求，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可是作为一个善人，他的道德要求是比较全面的。如果从政治、从法律上来讲，对公民的要求还是一般性的要求。但是就社会、就文化，特别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我们不仅要求一个公民的道德，还要求一个善人的品德。这就是我们讲道德、守道德、遵道德时，需要了解的重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育、践行是更重要的话题，它与中华文化的价值观、美德体系有怎样的联系？我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以中华文化的主流基本价值观作为基础，作为源泉，作为立足点，作为根基，作为根本，作为命脉。今天我们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提炼和提出，首先要有一个文化的基础，要以中华传统的价值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础，他讲了六条，就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提炼把握，怎么把它跟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结合起来？中国文化基本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关系就是，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是今天的主流价值观的基础和源泉，是立足点，是根基，是根本，是命脉。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践，具体的操作，一定要以中华美德体系的传承和实践为条件、为落脚点。今天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培育、要践行，怎么践行？怎么培育？我认为就是要以中华美德体系的传承和实践作为它的根本条件，作为它的根本落脚点。一定要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跟传统美德的关系。而其中加强个人基本道德的培养，是特别重要的。
关于个人基本道德，我从儒家文化的角度，提出分三组：第一组，就是个人基本道德，就是仁、义、诚、信、孝、和。我们如果用双字词，就是仁爱、道义、诚实、守信、孝悌、和睦。第二组是次一级的，忠、廉、强、毅、勇、直，就是忠实、廉耻、自强、坚毅、勇敢、正直。第三组是关于公民基本公德，这是从儒家的角度提的，不是站在国家的角度，作为个人基本公德，就是爱国、利群、尊礼、守法、奉公、敬业。不管私德公德，都是要最后落实在个人上实现，今天我们要把它细化，从儒家的立场上提出这样一个体系，它是强调个人道德的体系，也是从儒家的立场来讲的。
所以我的基础观点是这样的：一方面我们要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育和实践，另一方面一定要注重中华美德体系的传承和实践。从个人基本道德做起，这个道德和社会风俗的改善，才能有一个扎实的社会基础。遵道德、守道德才能落到实处。（本文系“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甘肃”活动，是兰州首场专题文化讲座）
陈来，1952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温州，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著名哲学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