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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理性精神在乾嘉时期的发扬

时间:2014-11-07 10:38:07  来源:  作者:中国孟子网

一、儒学“理性精神”的主要内涵及其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提供的思想动力

 

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代表人物,他所创立的儒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备受推崇,成为华夏民族文化的主干,不但在各个朝代是政治指导思想,而且是学术指导思想,影响到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社会的方方面面。孔子所创立的原始儒学包含着繁富的内容,既有进步性的一面,又有保守性的一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我们首先重视的是研究和阐释其思想精华,即进步性方面,因为它在两千多年历史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主要精神支柱,为历代志士仁人提供了不竭的思想动力。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总是继承了孔子学说的优良遗产和重要命题,同时又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吸收了时代智慧,进行再创造,提出符合于时代需要的思想主张,由此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不断壮大。这是中国文化演进历程中带有规律性的重要现象,我们应结合各个时期、各个领域作出贡献的人物,做深入的阐发。同时,总结阐释孔子学说的优良面又为今天所需要,是发展今天民族新文化的重要源头,因而这项研究工作在当前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孔子学说中的朴素理性精神就是其思想精华的重要内容。这里讲的“理性精神”,是指能够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实际,符合事物发展法则和认识规律的思想精华;是与歪曲客观实际、虚幻、迷信、盲从的思维方式相对立的。孔子思想学说中的朴素理性精神应包含哪些方面,这个题目很大,本文无意对此作全面的探讨,我想最为显著的应包括以下三项。

 

第一,重证据,戒盲从。孔子讲:“毋意,毋必,毋同,毋我。”(《论语·子罕》)这是最宝贵的格言,深刻反映了尊重客观实际的思想路线,要求人们不凭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是从。孔子一再告诫人们:对于文献、历史知识,绝对不能凭主观臆断,而应该“多闻”、“多见”、“多识”,虚心地、广泛地学习,然后慎重地选择正确的东两,加以肯定,对于并不明白的东西,就先予以保留。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孔子讲的这些话,总结了他一生钻研历史文献的经验体会,讲出了必须根据确凿事实才能下结论的真理。他叮嘱人们务必做到有几分事实,下几分结论,不要不懂装懂。《国语·鲁语》记载了孔子熟悉文献、善于正确解决疑难的故事:孔子来到陈国,恰好在那天,陈国的上空忽然出现有一些隼(鸷鸟),过了一会儿,又聚集在宫廷附近死了。一看都是被楛矢射穿了,楛矢为楛木箭杆,石箭簇,长达一尺八寸,陈国人都没见过。陈惠公派人去问孔子,孔子说:隼鸟来得很远啊!这是肃慎国(在今天辽东境内)的楛矢,从前周武王克商以后,同边远的“蛮夷”民族有了往来,要求他们各自贡献土特产,肃慎国进贡的就是这种楛矢。武王为了庆功和奖赏诸侯,就把这种贡物赐给陈国了。你们可以到王宫府库中去找找。后来果然从王宫府库中找到一模一样的楛矢。这段史料足以说明孔子博闻多识,善于正确判断事物。

 

第二,关心民生日用,提倡学以致用。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政”,要让民众得到利益,能够安居乐业,反对暴政,反对残酷剥削、横征暴敛。孔子斥责“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鲁国执政大夫季氏要改变赋税制度以加重对民众的剥削,孔子以鲜明的态度表示反对,孔子的学生冉有帮助季氏聚敛财富,孔子非常生气,公开表示不再承认冉有是他的学生,要求学生们对他鸣鼓而攻之,《论语》中记载此事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主张“薄赋敛财则民富”(《说苑·政理》);明确主张当政者节用去奢,减轻剥削,不过度征用民力,影响农业生产,故说:“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孟子发扬了孔子仁政、爱民的思想,他提出了“民贵君轻”的光辉命题,认为民众利益和地位的重要性应摆在第一位,而国君则是次要的,故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公开地否定统治者恣意作威作福,老百姓备受奴役、当牛当马的不合理社会秩序,成为后代志士阐发民权主张的思想源泉。孟子还倡言民众推翻祸国殃民的暴君是天然合法的,“贼仁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孔子和孟子又提倡学以致用,为学的目的是要对治理国家和改良社会有用。孔门设立四科,一德行,二政事,三言语,四文学,所体现的正是这一宗旨。《论语》书中讨论为学与从政之关系的内容甚多。如,讲学习《诗经》就是为了与办理好政事和出色地担任外交使命,故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又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立为治国施政的最高标准。孔子经常与弟子讨论治国的具体办法。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孔子主张富民。“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所以,当子贡问如何治理国家从政时,孔子便明确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孔子带着弟子风尘仆仆、屡经困厄周游列国,就是为了劝说各国国君实行他的治国主张。孔子这种关心民生日用、提倡学以致用的思维方向被孟子所继承,故梁启超说:我国经世致用的传统传自孔、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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