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儒学到共和国

1958年，25岁的沟口雄三从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后，遵循日本长子继承家业的传统，经营家族土木测绘公司，直到其步入正轨后，方才交棒给弟弟，以32岁的“高龄”重新入爱知大学攻读中国思想史。在这段学术空白期，精通汉语的沟口除了经商外，还积极从事中日友好活动。他在名古屋组织中国展览会，却意外遭到了中国代表团的“审查”，要他表态是否支持“文革”与武斗。沟口拒绝回答，结果竟因此被筹备委员会除名。

　　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对沟口的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无论是研究李卓吾、公私问题或其他，皆暗含了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和政治的深切反思。沟口的一个基本立场是，对中国的研究必须跳出欧洲框架，既不能将其“置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延长线加以理解”，又不能以“民主”、“自由”为尺度对其妄加指责，应该“空着双手进入历史”，从中国出发去研究中国。《中国思想史——北宋至近代》正是通过回溯至宋明清，通过对中国思想内在脉络中“天理”、“仁”、“公”等概念变迁的梳理，发掘近代中国各种貌似反常事件、意识形态的内在理路。

　　二十世纪初，内藤湖南提出了著名的“唐宋变革论”，指出以唐宋为分界点，中国自六朝以来形成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式的门阀贵族制度宣告终结，建立起了以皇帝为核心、以科举选拔的士大夫为行政主体的官僚式中央集权制，经过元代的异族统治，明代的废宰相立内阁过程，最终在清代达到顶点——也就是说，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绝非谭嗣同所说的“两千年秦制”，或五四反传统话语中一成不变的君主专制“孔家店”，而是光谱一般的渐变过程。

　　虽然“唐宋变革论”自提出以来，不断地被气贺泽保规等学者所补充，被陆扬等学者所质疑、纠正，但它比五四的极端反传统观点要立得住脚，已是不争的事实。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史，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理论的变体。他认为，对于建立何种中央集权体制，“宋代建立后的前150年，即整个北宋时期都耗在这种尝试和探索中了。”宋室南渡后，这种探索犹未停止，由此形成了大致两套方案：一是北宋的王安石路线；二是南宋的朱熹路线。

　　和西汉桑弘羊和王莽一样，王安石主张扩大政府职能，甚至实行某种国家社会主义。他认可《周礼》中的“一君万民”理念，即所有民众，都是皇帝治下之民。于是亲自编纂重义理与经世的《三经新义》作为州县学校的教材，“变学究为秀才”，培养实用型官僚以取代唐代的文人士大夫。同时颁布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使经济活动进一步控制在政府手中——熙宁变法高估了政府的执行能力，推行至基层时往往已变味，且因过度压缩地主和士绅的利益空间，推行不到十几年，至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