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现代转型
作者：宋志明
儒学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原典儒学，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构筑儒学的基本架构。第二个阶段为汉唐经学，在政治学维度上发展儒学，以政治儒学为特色。第三个阶段为宋明理学，在人学维度上发展儒学，应对佛道二教的挑战，确立儒学在精神生活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以人生儒学为特色。第四个阶段为现代新儒学，在哲学维度上发展儒学，应对西方哲学的挑战，以哲理儒学为特色。这一阶段尚处在发展过程中，其发端已成为历史，但未完全成为历史。在五四时代，哲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对儒学做哲理阐释成为可能。在古代，讲儒学可以傍依圣人的权威，可以傍依天的权威，可以傍依皇帝的权威；而在现代皆行不通了，只能靠学理说话。所以，哲理儒学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唯一选择。最初选择这一维度的学者，就是梁漱溟先生。称他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开山，可谓实至名归。他是第一个使用现代哲学话语方式讲儒学的人。
一、“大生命”本体论
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哲学思维模式与西方近代哲学不同。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关系为基本问题，没有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几乎无人单独从存在的角度寻求本体。中国传统哲学主张天人合一，把宇宙人生看作有内在联系的整体。与此相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本体不仅仅是宇宙存在的哲学依据，更重要的是人生意义价值的哲学依据。同两方哲学相比，中国传统哲学比较注重本体的价值意义。同西方近现代哲学接触以后，现代新儒家的本体论思考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们一方面接受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影响，从主客二分的角度思考本体论问题，试图构建解释世界的存在本体论学说；一方面继承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学脉，努力把存在本体论翻转为价值本体论，突显本体的价值意义。
梁漱溟从柏格森哲学中受到启发，采取生命的进路，从主体出发诠释儒学，这后来成为狭义新儒家的基本风格。“生命”是梁漱溟从柏格森那里接受的第一个哲学观念。从这个观念出发，他突破了天人合一的模式，从主客二分角度思考宇宙存在的本体论依据。他从存在论的视角考察宇宙，否认客体自身的实在性，把宇宙视为为生活或生命的表现形式。他说：“在我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1]135在梁漱溟哲学中，生活、生命、自然是同等程度的本体论观念，都是指动态的宇宙本体。他说：“照我们的意思，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有生活，初无宇宙。由生活相续，故而宇宙似乎恒在，其实宇宙是多的相续，不似一的宛在。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这样大的生活是生活的真象，生活的真解。”[2]48这是梁漱溟关于生命本体论的基本概括。
在他看来，宇宙作为即成的事实，并不是独立的存在，必须以生命本体为终极依据。宇宙与生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宇宙是现象，生命是本体；宇宙是静态的“宛在”，生命是动态的“相续”。从根本上说，宇宙不过是生命的表现形式。梁漱溟的结论是：“宇宙是一大生命。从生物的进化史，一直到人类社会的进化史，一脉下来，都是这个生命无尽无已的创造”。[1]49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在梁漱溟看来都是生命的创造；宇宙的统一性就在于其为生命的本性的表现。梁漱溟所说的生命，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概念，并不是生物科学意义上的概念。在他看来，哲学意义上的生命并不依赖于载体。“生活就是‘相续’……生活与‘生活者’并不是两件事，要晓得离开生活没有生活者，或说只有生活没有生活者一生物。再明白地说，只有生活这件事，没有生活这件东西。所谓生物，只是生活。生活生物非二，所以都可以叫做‘相续’。”[2]48按照这种解释，生命过程就是一切，实体并不存在。
生命本体论是梁漱溟对儒学做哲理阐释的本体论依据。在他看来，孔子的形而上学就是“以生活为对，为好的态度。这种形而上学本来就是讲‘宇宙之生’的，所以说‘生生之谓易’。由此孔子赞美叹赏‘生’的话很多，像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致中和天地位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如此之类总是赞叹不止。这一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他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2]121我们不必考究他的这种说法，是否完全符合儒学的原意，但应当承认其确有新意，那就是从现代哲学维度为儒学转型找到了契入点。传统儒家本体论的确不是实体本体论，而是动态本体沦。尽管以往儒家没有把动态本体明确地归结为生命，但毕竟同生命本体论有契合之处。因此，梁漱溟的诠释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不能说梁漱溟曲解了儒家哲学，因为他接着传统儒学讲，并非照着讲，必须找到新的讲法。
梁漱溟在提出“尽宇宙是一生活”的论断之后，进一步探究生命的根本，做出的第二个论断是“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梁漱溟认为，每个人所面临的宇宙，都是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不断地“探问或追寻”的结果。而“在这些工具之后则有为此等工具所自产生二操之以事询问者，我们叫他大潜力或大要求或大意欲——没尽的意欲”。按照梁漱溟的解释，所谓“大意欲”就是叔本华所说的“宇宙意志”。他说：“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2]24这样，他便从生命本体论过渡到意志本体论。
从梁漱溟对现象世界的发生原因的解释中，自然而然地引出主体主义的结论。他指出，无人身的宇宙意志，最终通过有人身的主体落到了实处。“有一个地方是宇宙大生命的核心，这个地方就是‘人’。”“宇宙本来在‘我’，——每一生命为一中心，还之之宇宙皆为其所得二为宰制”。“一切生活都由有我，必有我才活动才生活。”[2]160梁漱溟把认知主体叫做“现在的意欲”或“现在的我”，把与主体相对的现象世界叫做“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现象世界作为客体，是由主体设定的，是主体活动所留下来的陈迹。他对物质宇宙的成因所作的哲学解释是：“这个差不多成定局的宇宙——真异熟果一是由我们前此的自己而成功这样的；这个东西可以叫做‘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而现在的意欲就是‘现在的我’。所以，我们所说小范围生活的解释即是‘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之一种奋斗努力。所谓‘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就是物质世界能为我们所得到的，如白色，声响，坚硬等感觉对他现出来的影子呈露我们之前者；而这时有一种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非物质的东西，就是所谓‘现在的我’。这个‘现在的我’大家或谓之‘心’或‘精神’，就是当下向前的一活动，是与‘已成的我’——物质——相对待的。”[2]49。
至此，梁漱溟从生命这一“根本观念”出发，经由“大意欲”(宇宙意志)，落实到“现在的我”，形成了以“生命——意欲——我”为骨架的宇宙观。其理论特色有如下几点：
(一)自觉地贯彻主体性原则，迈入现代哲学门槛。梁漱溟作为现代中国哲学家，他已掌握了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方式。他把物质世界视为现象意义上的存在，主张从主体的把握客体，直接面对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在他看来，主体只具有精神的规定性，称其为“现在的我”；物质世界并非独立的客观的存在，可以归结为“已成的我”。以主客二分为特征的主体性原则，并不是西方哲学的专利，而是现代性的表现之一。众所周知，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自觉以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为标志，那时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梁漱溟从“现在的我”出发解释世界，同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一样，标志着中国现代哲学家已达到对于主体性原则的自觉。
(二)视宇宙为发展过程，具有浓重的非理性主义色彩。梁漱溟心目中的主体，不是理性的概念，而是非理性的生命。他没有像西方近代理性主义者那样，把宇宙本体归结为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而是归结为有生命的演化过程。他把生命本体与叔本华所说的宇宙意志联系在一起，从而同非理性主义思潮相衔接。他以生命本体诠释传统儒学“天地之大德曰生”等命题，找到儒家的动态本体论与非理性主义之间的结合部。
(三)突显个体主义，强调每个人都是一个认知主体。在梁漱溟的宇宙观中，主体就是个体。每个人作为主体，都可以变现出只属于他自己的现象世界。他说：“盖各自有各自的宇宙——我宇宙与他宇宙非一。抑此宇宙即是他——他与宇宙非二”。[2]48按照这种说法，他只能承认小我，而不能承认大我。他没有为大我给出哲学依据，也没有为“公共的宇宙”给出哲学依据。
二、“三量说”认识论
传统儒学采用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建构本体论，并不对其作认识论上的论证。梁漱溟采用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模式建构生命本体论，则必须找到认识论上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直觉”。“直觉”是梁漱溟从柏格森那里接受的第二个哲学观念。在他看来，“直觉”也可以印证儒家思想：“儒家尽用直觉，绝少来讲理智。”他把概念的认识称为理智，将其排除在认识本体的渠道之外。他借用佛教唯识学的术语，阐述直觉主义认识论。
(一)现量——感觉论
梁漱溟把感觉叫做现量。他说：“所谓‘现量’就是感觉。譬如我喝茶时所尝到的茶味，或我看见桌上白布所得到的白色，都是‘现量’。”[2]70。在佛教唯识学中，“量”是计量的意思。按照唯识学的说法，感觉就是“见分”(认知主体)和“相分”(被知客体)直接发生关系。梁漱溟也是这样看待感觉的。按照他的看法，感觉既然是主体与客体直接发生关系，那么，便是瞬间发生、瞬间消失的，因而不具有把握本质的功能，只能停留在“性境”即现象的层面。例如，“看见白布的‘白’即是‘性境’；‘白’是我的影像，我所以觉得‘白’是由视神经对于外界的刺激而反射者；因为无论什么人不能不用眼睛看，用眼睛看时，所得即为我眼识之所变现，而非布之本质。”[2]70按照他的分析，由感觉所得到的认识，尽管同本质有某种对应的关系，但并不能把握本质，不过是由感官变现出来的现象而已。这样，他就在本质和现象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否定了人通过现象认识本质的可能性。诚然，感觉的确不能直接感知事物的本质，感性认识有待于上升到理性认识，但感觉毕竟是人透过现象深入本质的桥梁。梁漱溟拆毁了这座桥梁，为他抬高直觉埋下了第一道伏笔。基于这样的现量—感觉论，梁漱溟不会像贝克莱那样选择经验主义理路，而是选择了直觉主义理路。
(二)比量——理智论
梁漱溟把概念的理性认识叫做比量。他说：“‘比量智’即是今所谓‘理智’，也是我们心理方面构成智识的一种作用。”这种作用就是“将种种感觉综合其所同简别其所异，然后才能构成正确明了的概念”。例如“茶”这个概念，一方面就是把红茶、绿茶、清茶、浓茶等“自相”总括为“共相”，另一方面就是同非茶的液体如白水、菜汤、油、酒等等区别开来。他不否认概念的认识来源于感官认识，但不认为概念的认识把握到了认识对象的本质。在他看来，概念的认识非但没有深入本质，反而离本质更远了。由概念得到的“独影境”，与本质并无瓜葛。“‘独影境’是有影无质的；当我心中作‘茶’之一念时，其所缘念亦为一影像，然此影像无质为伴而与‘见分’同种生；照直说，就是非藉于客观之物才变生的，而是我心中自生私有的。”[2]71-72概念连具体事物的本质都不能认识，当然更不可能成为宇宙本体的认识途径了。
在梁漱溟看来，拘泥于概念的认识，实则构成人们疏离生命本体的认识论原因。由于人们一味地诉诸理智，打破了天人合一状态。“在直觉中‘我’与其所处的宇宙是混然不分的，而这时节被他打成两截，再也合拢不来，一直到而今，皆理智的活动为之也。”[2]63他把理智看成对于本体的遮蔽，为抬高直觉埋下了第二道伏笔。基于这样的“比量—理智”论，他不可能像黑格尔那样选择理性主义理路，而是选择非理性主义理路。
(三)非量——直觉论
沿着非理性主义理路，梁漱溟强调直觉在认识过程中起决定作用。他的理由是：“光靠现量是不成功的。因为照唯识家的说法，现量是无分别，无所得，——除去影像之外，都是全然无所得，毫没有一点意义，如果从头一次见黑而无所得，则累若干次仍无所得，这时间比量智岂非无从施其简、综的作用？所以现量与比量中间，另外有一种作用，就是附于感觉——心王——之‘受’‘想’二心所，‘受’‘想’二心所对于意味的认识就是直觉。”[2]72他认为直觉超越主客二分，使二者浑然一体，故称之为“非量。”他指出，由直觉所得到是一种有情味的知识。比如，欣赏一幅书法作品，感觉所得到的是黑的笔画，理智也无从表达其中的奥妙，只有直觉才能体会其中的意味，捕捉难以言传的精神。这意味、精神“既不同乎呆静之感觉。且亦异乎固定之概念，实是一种活形势也”。
梁漱溟强调，直觉是内省的知识。“着眼研究者是内界生命，其所用是直觉。”“‘我’之认识，感觉所不能为，理智所不能为，盖全出于直觉所得。”[2]71-74通过内省的直觉，可以发现内界生命与“大生命”之间的关联，证得终极本体。他的说法是：“要晓得感觉与我们内里的生命是无干的，相干的是附于理智的直觉。我们内里的生命与外面通气的只是直觉的窗户。”[2]121直觉是梁漱溟为其“大生命”本体论找到的唯一认识论根据，但这并不能对其本体论提供充分理由。从理性主义的观点看，梁漱溟的直觉论仍旧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独断论。
三、“三路向”文化观
梁漱溟生活在全球化时代，比传统儒者的视野更宽广。他找到了一种关于儒学的新的诠释方式，那就是文化比较。他在论述了本体论和认识论之后，立即把话题转向文化观，提出“三路向”说。
梁漱溟的文化观念是从“大生命”本体论演绎出来的。他说：“文化是什么？不过是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通是个民族，同是个生活，何以他表现出来的生活样法成了两异的采色？不过是他那为生活的样法最初本因的意欲分是两异的方面，所以发挥出来的便两样罢了。”[2]79他非常重视文化的民族性和差异性，但也不否认文化的普适性与可通约性。基于这种认识，他把人类的文化路向划分为意欲向前要求、意欲调和持中、意欲反身向后三种类型。
第一路向是西洋文化。西洋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基本精神”，在思维方式上以崇尚理智为基本特征。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路向。他不否认，西方人“向前要求的路向”有可取的一面，那就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物质生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精神生活方面却是失败的。由于过度的功利追求，“他们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这是十九世纪以来不可掩的事实！”[2]63西方的功利主义路向违背生命本性，不可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当西洋人力持这种态度以来，总是改造外面的环境以求满足，求诸外而不求诸内，求诸人而不求诸己，对着自然界就改造自然界，对着社会就改造社会，于是征服了自然，战胜了威权，器物也日新，制度也日新，改造到大改造一步，理想的世界出现，这条路便走到了尽头！”[2]167梁漱溟指出，当人类社会发展处于“人对物质的问题之时代”，西洋的功利主义路向是适用的，而今已进入“人对人的问题之时代”，这种路向也就过时了。“曩者之满足求诸外求诸人，这时只得还而求诸内，求诸己。”他预言，西洋式的功利主义路向将为儒家一向倡导的调和主义路向所取代，人类文化的发展将由第一路向转第二路向。
第二路向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以“意欲调和持中”为基本精神，在思维方式上以崇尚直觉为基本特征。这是一种顺世主义的路向。按照这种路向，人们“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譬如屋小而漏，假使照本来的路向一定要求另换一间屋，而持第二路向的遇到这种问题，他并不要求另换一间屋，而就在此种境地之下变换自己的意思而满足，并且一般的有兴趣。这时下手的地方并不是前面，眼睛不望前看，他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罢了。”[2]53-54西方文化把人同环境对立起来，当成改造的对象，梁漱溟称之为“有对”的文化；中国文化把人同环境调和起来，当成顺应的对象，梁漱溟称之为“无对”的文化。
梁漱溟承认中国文化存在着“早熟”的问题，即在没有解决“人对物质的问题”的情况下，过早地转向了“人对人的问题”；但有西方文化所不及之处。他预言，西方文化的下一步发展将选择第二路向，从中国文化获取思想资源。他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今世的复兴那样。”[2]199
第三路向是印度文化。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为基本精神，乃是一种出世主义的路向。按照这种路向，“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这时他既不像第一路向的改造局面，也不像第二路向的变更自己的意思，只想根本将此问题取消。”[2]54在梁漱溟看来，印度文化可以解决人的情志问题，即要求生活而又不为老、病、死所困扰。印度文化将来有可能取代中国文化，但现在还不宜在中国和世界提倡。
通过三种文化路向的比较，梁漱溟得出的结论是：不走全盘西化的老路，排斥印度的态度，“批评地重新地把中国原来的态度拿出来”。他所说的中国文化，指的就是儒学。虽然他对儒学的现代价值表示充分肯定，但并不主张把儒学原封不动地拿出来。他的“三路向”说，其实并不是实证的文化学理论，而是一种高扬儒学现代价值的特殊方式。
四、“求诸内”价值观
梁漱溟的生命观念与柏格森的生命观念并不完全一样。在柏格森那里，生命是用来揭示存在的本体论范畴，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在梁漱溟那里，生命却是价值判断的主体。梁漱溟称这种价值判断的主体为“内里的生命”。他借用“生命”、“直觉”等现代哲学的术语，为儒家一向重视的“我欲仁则仁至矣”、“为仁由己”、“反求诸己”、“先立乎其大”、“发明本心”、“致良知”等内在性原则，找到了现代的诠释方式。同传统儒学一样，梁漱溟也以“求诸内”为其价值观的归宿。
在梁漱溟看来，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是有区别的。事实判断以主客二分为前提，他称之为“有对”。在事实判断中，主体的认识为客体所规定，与自由意志无关。价值判断超越主客二分，诉诸直觉，他称之为“无对”。由于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不同，人们的价值取向，可以有两种不同选择：一种是依据事实判断，“求诸外”；另一种是依据价值判断，“求诸内”。
沿着“求诸外”的取向，形成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以西方的现代人为代表。抱着这种价值观的西方现代人，把自己当成主体，把自然和社会当作客体，要求通过改造客体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把自己置于与客体相对立的位置。“西洋人所做的生活以理智为其唯一重要工具，此甚明白之事。”[2]158据他分析，理智认定是形成个体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根本原因。理智“一认定一计算，在我就失中而倾倚于外了。……制定这个是善那个是恶，这个为是那个为非，这实是大错”。抱着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人，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都把自己与外界对立起来，把自己同他人对立起来。这种人“小我”意识强，私心重，斤斤计较，患得患失。“自己要打量计算，就通通谓之‘私心’‘私欲’……私心人欲不一定是声，色，名，利的欲望之类，是理智的一切打量，计较，安排，不由直觉而随感而应。”[2]127梁漱溟称这样的人生为“算账的人生”，并且认为这样的人生同“孔家的人生”格格不入：“最与人相违的生活就是算账的生活。所谓不仁的人，不是别的，就是算账的人。”“理智为其分配打量之便利，而假为分别；若当作真的分别，那就错误而且危险了。什么错误危险？就是将整个的人生生活打成两断截，把这一截完全附属于那一截，而自身无其意味。”[2]134他认为西方人的这种人生态度，违背了生命本性，并不值得中国人仿效。
沿着“求诸内”的取向，形成直觉主义、群体主义的价值观，以儒家为代表。梁漱溟认为，儒学价值观与西方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并不以主体与客体的分别为前提，直接建立在生命本体之上。“中国古人却又见于人类生命之和谐——人自身是和谐底，人与人是和谐底(所谓‘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在此)，以人为中心底整个宇宙是和谐底，(所以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等等)儒家对于宇宙人生，总不胜赞叹”。[3]144儒学价值观并不突显个体性原则，而突显合群体性原则，以和谐为核心价值。如果说西方人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是理智型的。那么，儒学价值观是直觉型的。中国人“不像西洋有那样的知识(科学)发达成就而依之以为生活，其理智无甚作用是很明的……他那人与自然的浑融不是由直觉吗？其社会生活上人与人的尚情感而鲜计较，不是用直觉吗？其所依以为生活之一切学术莫非玄学化，艺术化，不都是用直觉的吗？”[2]159
依据生命主义和直觉主义，梁漱溟对儒学价值观做了新的阐发。他说：“孔子就因为把握得人类生命更深处作根据，而开出无穷无尽之前途”。[4]76“他不分什么人我界限，不讲什么权利义务，所谓小体礼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2[152他把儒学价值观的特色概括为“尚情而无我”，并作了展开的论述。
第一，“尚情”就是随感而应。梁漱溟指出：“人自然会走对的路，原不须你操心打量，遇事他便当下随感应，通是对”。“这种直觉人所本有，并且原非常敏锐，除非有了杂染习惯的时节。你怎么能复他本然敏锐，他就可以活动自如，不失规矩。”[2]125-126在这里，他对儒家的性善论作了直觉主义的诠释：人性作为生命本体的体现是至善，道德价值的判断就是良知的自我发现，就是一任直觉。这种判断与理智的考量无关，取决于主体自身的自觉与自愿。道德价值的判断依据在于其内在性，而不是外在性。照梁漱溟看来，程朱理学取途穷理于外，“不甚得孔家之旨”。理由是“在孔子只有所谓人生无所谓性理，性理乃宋人之言孔子所不甚谈者。”他认为儒家伦理是一种德性伦理学，并不是程朱理学家所诠释的规范伦理学。由于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对程朱理学抱着一种批评的态度，对传统礼教抱着一种批评的态度。他说：“自宋以来，种种偏激之思想，固执之教条，辗转相传而益厉，所加于社会人生的无理压迫，益已多矣”。[2]150在批判“固执之教条”这一点，梁漱溟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分歧。不过，他坚决反对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儒学的价值观。
第二，“尚情”就是履行仁道。梁漱溟对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仁”做了这样地解释：“孔子所谓仁是什么？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仁就是本能，情感，直觉”；“仁只是生趣盎然”。[2]134既然是这样，那么求仁也就是追求情感上的安慰，在“安”字上求得“仁”。“直觉敏锐且强的人其要求安，要求平衡，要求调和就强，而得发诸行为，如其所求而安，于是旁人就说他是仁人，认其行为为美德，其实他不过顺着自然流行求中的法则而已”。[2]127追求情感上的安慰的过程，也就是向内心探索、体验生命本性的过程。梁漱溟由此得出结论：“孔家情之安定都为其生活重心在内故也”；“孔家所以值得特别看重，越过东西一切百家的，只为唯他圆满了生活，恰好了生活”。[2]135他对儒家仁学的解释同传统儒学虽然有所不同，但他仍旧承袭了儒家历来主张“内自省”、“内自讼”的内在性原则。
第三，“尚情”就是自得其乐。梁漱溟指出：“人生快乐就在生活本身上，而不在有所享受于外，试着指给大家一条大路，就是改换那求生活于外边享受的路子而回头任取自身活动的乐趣，各自找个地方去活动。人类的天性就是爱活动，就在活动上而有乐趣”。顺着本能自觉活动，“情”安“理”得，就是“乐”；反之，就是“苦”。——这就是梁漱溟对“孔颜之乐”做的新阐发。依据这种苦乐观，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一切起居享用都不如西洋人，而中国人在物质上所享受的幸福，实在倒比西洋人多。盖我们的幸福乐趣，在我们能享受的一面，而不再所享受的东西上，——穿锦绣的未必便愉快，穿破衣的或许很乐；中国人以其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有一点就享受一点，而西洋人风驰电掣的向前追求，以至精神沦丧苦闷，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
第四，“无我”就是拒斥来自理智小我的干扰。“尚情”是梁漱溟从正面对儒学价值观的论述，“无我”则是他从反面对儒学价值观的说明，也就是反对以理智态度对待人生。抱着理智的态度，“开口就是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谁同谁都是要算账，甚至父子夫妻之间也都是如此；这样生活实在不合理，实在太苦”。[2]152“无我”才能“无欲”，因为“人在欲望中恒只知为我而顾不到对方；反之，人在情感中，往往只见对方而忘了自己”。[3]149无“小我”，才会有“大我”，才会树立“仁者与万物同体”的儒者情怀。
归结起来，梁漱溟对儒学价值观的新阐发，就是解构儒家即成的伦理规范体系，保留儒学人性善的价值理念。他的第一个着眼点是论证儒家的合群体性原则，强调和谐的理念，希望以此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破产的问题，达到中国社会重建的目的。他的这种愿望无疑是美好的，无奈在当时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并没有可操作性。借用司马迁的话说，可谓是“迂阔远于事情”。他的第二个着眼点是论证儒家的内在性原则，试图重建“安身立命之地”。他肯定人的生命本性中有自我完善的终极依据，符合儒家的一贯主张。可惜的是，他只是过分强调内在性的非功利主义取向，却忽视了儒家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取向，并且把这两种取向截然对立，未能全面把握儒家的“合内外之道”。在梁漱溟的价值观中，由于没有把内在性同经世致用联系在一起，因而显得十分抽象。他对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批评是深刻的，有力地揭示了西方现代社会中流行的“现代病”，足以使我们引以为戒，肯定儒学有对治“现代病”的功效，但是他未能发掘出儒学促进现代化发展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梁漱溟．朝话[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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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M].上海：中华书局，1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