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的易学思想论纲
郭齐勇
内容提要：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特重《易传》，他们借助于诠释《易传》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熊十力的易学是以“乾元”为中心的本体—宇宙论：马一浮的易学是以“性理”为中心的本体—工夫论；方东美的易学是以“生生”为中心的形上学；牟宗三的易学是以“穷神知化”为中心的道德形上学；唐君毅的易学是以“神明之知”为中心的天人内外相生相涵的圆教。他们以现代哲学的观念与问题意识重点阐发了《周易》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生命论、人性论、境界论、价值论及其间的联系，肯定了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性是生机的自然观，整体和谐观，自然宇宙和事实世界涵有价值的观念，至美至善的追求，生命的学问和内在性的体验。他们重建了本体论和宇宙论，证成了超越性与内在性的贯通及天与人合德的意义。
关键词：周易；现代新儒家；本体论；宇宙论；价值论Zhouyi；ModernNewConfucianism；ontology；cosmology；axiology
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都十分重视《周易》经传，特别是《易传》，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精神资源，予以创造性的诠释与转化。大体上，他们是沿着宋代易学家的理路讲，又在现代所接受到的西方哲学影响下，从形上学、本体论、宇宙论、价值论、方法论的视域来重新解读易学，开出了新的生面。
一、熊十力：以“乾元”为中心的本体—宇宙论
关于熊十力的易学观，我曾在《熊十力思想研究》一书中有专章（第六章）论述。[1]熊先生的易学思想主要源于王弼的体用观、程伊川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说及王船山的《周易内传》、《周易外传》。熊先生自谓根据于且通之于《周易》的“平生之学”的核心，是与船山相通的“尊生而不可溺寂”（或“尊生以箴寂灭”）、“彰有而不可耽空”（或“明有以反空无”）、“健动而不可颓废”（或“主动以起颓废”）、“率性而无事绝欲”（或“率性以一性欲”）。他有取于船山易学的活泼新创、力求实用，但又批评船山之“乾坤并建”有二元论之嫌。（其实船山并无二元论，当另说。）
熊先生说他自己四十岁左右“舍佛而学《易》”或“舍佛归易”，其重心是“体用不二”的本体论。他所提倡的《周易》智慧，是以西学与佛学为参照的，即不把形上与形下、本体与现象剖作两片、两界的智慧。其“真元”本体”就是“乾知大始”的本心，以“乾元性体”为天地万物、现象世界的本体，是万化之大原，万有之根基，具足万理又明觉无妄。
此体即“仁体”。他以“生生”讲“仁”。“乾”、“仁”都是生德，是生命本体。他说：“生命一词，虽以名辟，亦即为本体之名。……夫生命云者，恒创恒新之谓生，自本自根之谓命。”“本体是生生化化流行不息的，儒家《大易》特别在此处发挥。”（第358、200页）[2]他把《易传》生生不已、健动不息的创造性、创新性思想发挥到极致。
熊先生认为，宇宙间有“刚健、纯净、升进、虚寂、灵明及凡万德具备的一种势用，即所谓辟者，与翕俱显，于以默运乎翕之中，而包涵无外。《易》于乾元言统天，亦此义也。乾元，阳也，即辟也……辟之势用，实乃控御诸天体，故言统天。……翕不碍辟也，由坎而离，则知天化终不爽其贞常。而险陷乃生命之所必经，益以见生命固具刚健、升进等等盛德，毕竟能转物而不至物化，毕竟不舍自性，此所以成其贞常也。”（第349-350页）[2]
在熊先生看来，本体之为本体，是内在的有一种生命精神，或曰心，或曰辟，具有生生不已、创进不息的力量，能成就整个世界（宇宙）。他借批评船山易学而发挥了一套生命创进的理论，指出世界（宇宙）的形成与演进并无目的性，不是有上帝或人有意计度、预先计划、预定，当然也不是盲目的冲动，只是生命精神的唯变所适、随缘作主。正因为有随缘作主的明智，物化过程是刚健精神的实现过程，而不是迷暗势力的冲动过程。他借诠释《坎》《离》二卦，表明生命跳出物质障锢之险陷，而得自遂。在这个意义上，他讲精神本体生命的“举体即摄用”，“即用而显体”，讲“生即是命”，“命即是生”。本体有很多潜能，无穷无尽的可能，原因乃在于本体生命的本质是创造变化，这就是乾阳之性，可以由潜而显，化几通畅，现为大用。
熊先生又用华严宗的“海沤不二”与《易纬·乾凿度》的“变易”“不易”来比喻本体与现象、本体与功能的关系。隐微的常体内具有完备的品质，涵盖了众多的道理，能够展现为大用流行，使现象界开显。本体与功用、现象，变易与不易，海水与众沤是相即不离的关系。
熊反对在太极、太易、乾元的头上安头。“乾元性海”可以开发、转化为万事万物，又不离开现象界。乾元本体统摄乾坤、神器、天人、物我。
其本体论是本体—宇宙论，“体用不二”包容了“翕辟成变”。这一讲法源于严复的《天演论》。翕辟是乾元仁体的两大势用，翕是摄聚成物的能力，辟是与翕同时而起的刚健的势用，两者相反相成。此即称体起用，摄用归体。熊先生之晚年定论《乾坤衍》直接以乾坤代翕辟。他视宇宙天体、动植物、人类及人类的心灵的发展，每一刹那，灭故生新，是无穷的过程，无有一瞬一息不疾趋未来。他认为发展总是全体的、整体的发展。他又认为宇宙之大变化根源在乾元内部含藏的相反的两种功能、势用，相交互补互动。乾坤并非两物，只是两种生命力，独阳不变，孤阴不化，变必有对。这些看法与宋代易学十分契合。
熊先生依据《周易》讲了一套宇宙论与人生论，此即乾元性体的即体即用、即存有即活动的开显。无其体即无其用，无其用亦无其体。用是现实层面的撑开、变现、转化，体是吾与天地万物浑然同体之真性，是创造性的生命精神，是内在的、能与天地万物相互沟通、交融的灵明觉知。只有道德的人才能性灵发露，良知显现，尽人道而完成天道。
其体用、天人之学又发展为“性修不二”的功夫论与“内圣外王”的政治观。就外王学而言，他讲庶民政治，讲革命，且拿“群龙无首”喻民主政治。
二、马一浮：以“性理”为中心的本体—工夫论
马先生的易学思想带有很深的理学、佛学的印痕。他抓住的核心是“穷理尽性至命”，“顺性命之理”。其易学思想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将天下学术、天下之道归于六艺，而六经之教、六艺之道归之于《易经》之教、之道。他说：“《易》为六艺之原，亦为六艺之归。《乾》、《坤》开物，六子成务，六艺之道，效天法地，所以成身。‘以通天下之志’，《诗》、《书》是也；‘以定天下之业’《礼》、《乐》是也；‘以断天下之疑’，《易》、《春秋》是也。冒者，覆也。如天之无不覆帱，即摄无不尽之意。知《易》‘冒天下之道’，即知六艺冒天下之道，‘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故谓六艺之教，终于易也。”（第422-423页）[3]他又用华严宗一摄一切，一切摄一，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一中有一切，一切中有一，交参全遍，圆融无碍的思想，说明《诗》《书》《礼》《乐》《春秋》之教体者，莫非《易》也。
其次，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和“顺性命之理”为易经、易教之主旨。他说：三材之道所以立者，即是顺性命之理也。儒者不明性命之理，决不能通六艺。他以“性”“理”思想来说明六经，特别是《易经》。他说：“学《易》之要，观象而已；观象之要，求之十翼而已。孔子晚而系《易》，十翼之文幸未失坠，其辞甚约，而其旨甚明。”（第421页）[3]在概述了汉、宋、清代易学之后，马先生特别指出：“近人恶言义理，将‘穷理尽性’之说为虚诞乎？何其若是之纷纷也？……不有十翼，《易》其终为卜筮之书乎？”（第421-422页）[3]他以为要重视象，重视辞，通过“象”以尽其意，通过“辞”以明其吉凶，不能随便说“忘象”、“忘言”。他说：“寻言以观象而象可得也，寻象以观意而意可尽也。数犹象也，象即理也，从其所言之异则有之。若曰可遗，何谓‘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邪？与其求之后儒，何如直探之十翼？”（第422页）[3]他又说，象是能诠，意是所诠。数在象后，理在象先。离理无以为象，离象无以为数。又说：物之象即心之象也。又说：今治《易》者，只在卦象上着例，不求圣人之意，卦象便成无用。
马先生指出：“圣人作《易》，乃是称性称理。”“三材之道所以立者，即是顺性命之理也。凡言理，与道有微显之别。理本寂然，但可冥证，道则著察见之流行。就流行言，则曰三材；就本寂言，唯是一理，性命亦浑言不别，析言则别。性唯是理，命则兼气。理本纯全，气有偏驳，故性无际畔，命有终始。然有是气则必有是理，故命亦以理言也。顺此性命之理，乃道之所以行。不言行而言立者，立而后能行也。顺理则率性之谓也，立道即至命之谓也，故又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易》之所为作也。知圣人作《易》之旨如此，然后乃可以言学《易》之道。”（第425页）[3]
以上对理与道、性与命的诠释，运用了理学家理气关系的模型。“理”、“性”为本体，“道”为流行，命则兼气。他又说乾元是性，坤元是命，合德曰人。资始者理，资生者气，总为一理。又说理必顺性命故，离性命无以为理故。但这个“理”并不在吾人之外，不可用客观方法求之于外，不能用分析、计算、比较、推理的方式求得，只能由自己会悟、证悟。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马一浮先生的“理”即是“心”。
与熊十力类似，马一浮最终把性命之理视为本心，以心遍摄一切法，心即是一切法。三材之道只是显本心本体之大用。圣人作《易》垂教，只是要人识得本心。本心与习心不同，我们不能只随顺习气，失坠本心。
由本体论进入工夫论、修养论，马先生讲“全性起修”，“全修在性”，乾坤合德，故“性修不二”。在性德与修德的关系上，“因修以显性，不执性以废修。”他亦讲成己、成物，认为成物是性份内事，但物之气有不齐，不得不谓之命，圣人尽性至命，所以知其不可而为之。在他看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兼性、修而言，兼内圣外王而言；极深研几，即所以崇德广业，开物成务；此即成性、成能、成位。
在体用、性修关系上，熊、马有一致性。如对“神无方易无体”、“精义入神”、“各正性命”等的解释，如关于从体起用、摄用归体、本隐之显、推见至隐的解释等。但马先生多用佛学来谈，如佛之三身、圆伊三点等，熊先生则不然。熊、马二人无疑接着宋明诸家而讨论易学，重心在本体论。马的讲法更传统一些，熊用了一些现代哲学的讲法。熊着意于本体—宇宙论，马着意于本体—工夫论。
三、方东美：以“生生”为中心的形上学
方先生很重视《易》的逻辑问题，他评论了京房、荀爽、虞翻等汉易诸家，认为最重要的是旁通之说，但“旁通之理应当从卦象去求，不应当从易辞去求……应当由易之取象演卦着手，然后再从卦与卦间的逻辑关系，试求通辞”（第3页）[4]。他自己曾以现代逻辑手段说明六十四卦的联系。
方东美先生的《原始儒家道家哲学》一书，有专章“原始儒家思想——《易经》部分”。他考察了《易》的逻辑及其符号系统的起源与结构，肯定了从符号到道德的转化。方先生认为，《周易》符号和卦爻辞系统是从远古到成周时代的历史产品，后经周公、孔子的诠释，成为人本主义的思想体系，有了道德理性的提升，既保留了原始宗教价值，又转化为道德价值，把神圣世界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成就一人类的生命道德秩序。方先生指出，《周易》只是经孔子、孔孟弟子的系统研究，对这些历史资料以哲学的解释，然后才有了真正的哲学。
方先生强调的是，孔子演《易》之“元德”、“元理”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主脉，是中国智慧的精品。与熊十力、马一浮二先生一样，方先生也肯定孔子对《易传》十翼的创制，甚至认为孔子真正的贡献在《易》。他进而指出，通过孔子与子思，孟子才是真正透悟《周易》精神的大师，贯通《易》、《庸》，从一切生命的观点、价值的理想、哲学的枢纽上安排人的地位与尊严。
方先生所谓“元德”、“元理”，即是“生生之德”，“生生不已”的天地精神。天道的创新精神转化为人性内在的创造性，转化为人文主义的价值系统。在这里，“乾元”是“大生之德”，“坤元”是“广生之德”，“天”的生命与“地”的生命合并起来，是一个广大悉备的天地生生之德，即创造性的力量，而人处在天地之间成为天地的枢纽。《周易》是以生命为中心、以价值为中心的哲学体系。（第156-160页）[5]
方东美先生对《易传》的解释，认为这是中国独有的“宇宙—本体论”和“价值中心的本体论”。请注意，方先生的讲法与熊先生不同，熊先生讲的是“本体—宇宙论”，而方先生是从宇宙论到本体论再到价值论的理路。
方先生在《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人》一文中认为：“《易经》一书是一部体大思精而又颠扑不破的历史文献，其中含有：(1)一套历史发展的格式，其构造虽极复杂，但层次却有条不紊。(2)一套完整的卦爻符号系统，其推演步骤悉依逻辑谨严法则；(3)一套文辞的组合，凭藉其语法交错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