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李宗桂
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我国逐步实行改革开放，无论在社会结构还是思想文化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哲学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地总结、理性地反思中国哲学研究的经验教训，展望未来发展趋势，这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一
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研究，始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19年出版，近年中国大陆出版了多种版本）。其后，主要的有三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1931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上册，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4月出版“新一版”）；四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1943年北平私立中国大学讲义，1958年北京商务印书馆按照原书纸型出版，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新一版”）。胡适在书中十分注重方法论，认为哲学史是关于人生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导言》），主张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观念对其进行历史的考察；认为哲学史是“循序渐进的思想发达史”，“最重学说的真相，先后的次序和沿革的线索”，“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同上）；主张用西方哲学的体例和模式，建构中国哲学史体系。冯友兰在书中主张，研究哲学史“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注意探讨哲学家思想的中心观念及其层次构架，以及学派的兴替和思潮的演变。张岱年在书中侧重于对中国哲学固有范畴、概念的梳理，考察其历史演变，并探讨了中国哲学的特点。概而言之，这些著作都重视方法论的问题，都重视中国哲学固有概念的诠释，以及中国哲学发展线索的清理。而且，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作者都采用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分析和体系建构方法。可以说，在本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学理研讨为上”是重要的特征。把哲学史看作思想发展的历史，认为哲学史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中国哲学具有自身独特的范畴和概念，是这个时期的普遍认识。
五十年代以后，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中国哲学研究历经坎坷。受当时全盘“苏化”的制约，中国哲学史研究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特别是受从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的“唯政治思维”的箝制（参见拙文：《唯政治思维的危害及其产生原因》，载《新华文摘》1992年第11期），导致中国哲学的研究也走上了政治化、简单化、甚至庸俗化的道路。这主要表现为把中国哲学史简单地化约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史，并且将其提高到政治斗争的层面分析，认为“唯物主义必然进步，唯心主义必然反动”，从而使中国哲学的研究单调沉闷、枯燥无味，甚至出现了不少令人扼腕长叹的悲剧、啼笑皆非的闹剧（例如“孔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吹鼓手”，“中国哲学史就是儒法斗争史”，等等）。显然，这个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尽管有一些成绩，但在总体上违背了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违背了中国哲学的历史实际，因而是令人痛心的。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政治动乱的结束，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哲学的研究出现了新局面。这个新局面出现的前奏，是1979年在山西太原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大会期间，以“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为主题的热烈讨论，会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讨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其后，报刊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文章。以对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的突破为契机，学术界围绕哲学史的定义、对象、范围、目的，哲学遗产的继承，唯心主义的历史评价，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各抒己见，相互辩驳。先是对流行了将近三十年的“两军对战论”（唯物对唯心、辩证法对形而上学，又称“对子论”）进行反省。经过讨论，初步形成共识：中国哲学史并不仅仅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两军对战”的历史；“对子论”不能准确概括中国哲学的实际。进而，有学者发表文章，论述“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的进步作用”，对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学术流派和“唯心主义”哲学家，给予了相当程度的积极评价（金春峰：《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起进步作用》、《对唯心主义要具体分析》、《作为哲学思想发展前进的一个环节的唯心主义》，（《读书》1980年第1、2、3期），方立天：《评唯心主义在社会史上的作用》，（《人民日报》1980年7月17日）；王树人：《关于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起进步作用的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8月18日）。
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研讨热潮中，一些学者针对流行了三十年的“两军对战论”，提出了“圆圈论”。“圆圈论”者认为，哲学史就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人类的哲学认识充满矛盾和曲折，有其发展的阶段性。每一阶段的哲学运动，大体都有一个思想的起点和终点，形成一个首尾相应的逻辑进程。这个逻辑进程，必然经历曲折和反复，肯定和否定，由偏到全，由低到高，“表现为近似于螺旋式的曲线，近似于一串圆圈组成的大圆圈”，因此，中国哲学史研究应当“努力去探索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中所固有的‘圆圈’”（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