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阐释学的“生活儒学”
“生活”与“儒学”都是两个大概念,各自俱微言大义的深度和纷纭复杂的广泛理解,但这两者是可以相互阐释的:以儒学来阐释生活,生活就是中国文化的现实;以生活阐释来儒学,儒学就得到了现代性。这种阐释也使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既能吸收西方学术理论的既有成就,也能发挥中国学术自身的特征。黄玉顺先生的“生活儒学”所做的工作,正是这样一种阐释学的努力。
一、“生活儒学”的层级与阐释
层级或层次是阐释学的核心,因为层级区别于一般实证方法的平面性,不同于实证的分解归类与分析演 绎,才使阐释学成为独特的学术理论和方法。层级或层次好像X光片(这里与病人无关),普通人看是模糊的单层影像,但专业医生可以看到相互重叠但层次不同的实体,甚至不同的医生也可以有不同的结论。但这种阐释学层级的困难在于,它也是最能导入无谓的论争的原因。阐释是一个全面、整体性的工作,阐释学的困难往往不在于一个概念、一个论点或一个用语的对与错,而在于你的阐释焦点的掌控和阐释的先后过程。
生活儒学的层级是这样的:
观念的层级:本源情感(存在)→ 本体(形而上存在者)→ 人伦物理(形而下存在者)
或者:本源情感 → 形而上主体性 → 形而下主体性
“生活儒学”作为阐释学,是关于所有这些层级的,“哲学形而上学不过是生活儒学当中的一个层级、而且远非本源层级的问题”;“有人误认为生活儒学是一种‘哲学’或者‘形而上学’,殊不知,生活儒学首先是破解一切传统的哲学形而上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拒斥形而上学’,因为根据观念层级之间的奠基关系,任何形而下学(伦理学、知识论),都必须建基于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例如作为形而下学之成立的前提的范畴表,必须建基于某种本体论。所以,生活儒学的工作就是:解蔽→溯源→建基”。
但“生活儒学”目前的工作主要还是处在本源这个层级。作为一个哲学家,“生活儒学”作者的解蔽工作是从形而上学开始,走向本源的生活。但这时的这个“生活”很容易被先验化,这是“生活儒学”遭质疑的一个原因。对于一个非哲学家或非哲学家身份者所言的生活而言,解蔽、去魅是从形而下中进行的,无须从学术形式的“形而上学”观念回到“生活本源”,再由生活本源开始重构哲学和社会制度,而是在现实性的生活中的觉悟(去魅)和重构,所以目前才有儒教、体用分别、政治儒学、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等不同意见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已在生活之中,只是境界即觉悟程度或取向不同而已。在哲学领域中所做的工作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哲学家的哲学最多只能指导生活,不能也无法包办生活;但如果你有生活儒学的“知识”而又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甚或是政治家,你就可能对社会做出更直接的反映,这才是哲学向生活的真正“还原”。因此,“生活儒学”既可以看成是一种(为形而上学奠基的)哲学,也可以是一种非形而上学的知识或方法理论。理解了这种层次性,既可以使“生活儒学”宣明自己的使命,也可以减少人们对“生活儒学”的误解。
“这里,读者可能产生一种疑问:这里似乎存在着某种循环,因为作为形而上学的本源的生活,似乎恰恰就是形而下的东西,而它们却又是以形而上的东西为基础的?这确实是一种‘循环’,但它却不是逻辑的循环论证意义上的循环,而是生活本身的‘循环’:它是生活情境的本源结构。形而下学在两层意义上是本源于生活的:其一,形而下的东西根据于形而上的东西,而形而上的东西本源于生活;其二,所谓‘形而下’的东西,一方面作为本源结构的‘去生活’方面,它是我们的构造;而另一方面作为本源结构的‘在生活’方面,却正好是我们的生活际遇。我们遭遇形而下的东西、并且在重构中超越这些形而下的东西。本源意义的超越,正是这种本源情境的本源结构。”
“生活儒学”的任务在层级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从形而上学层级上解蔽、溯源,另一方面是生活本身的去魅、还原。前者借用和改造了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现象学存在主义的道路,还原到“生活本源”;另一方面就是向儒学的本源还原,还原到生活世界的情感和感悟。这两者恰恰能经过中西文化的汇通而重合,这是“生活儒学”能够成立的基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儒学”目前的工作既包含了较纯粹的哲学理论,也积极地参与了当前社会现实问题的讨论,把前者融入后者,而区别于现代新儒家的哲学:“现代新儒家通常是以哲学家的面目出现。…… 这样的哲学形而上学,恰恰是在理论上对生活本身的遮蔽。这样的哲学形而上学,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当代思想视域中,恰恰是必须被‘解构’的东西,因为: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那是‘遗忘了存在本身’;而用我的话来说,那是‘遗忘了生活本身’。他们思考形而上的存在者、形而下的存在者,但是恰恰遗忘了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身。” 这样的认识对儒学也是同样的,“儒家的本源言说意味着:根本无须‘儒学’这样的东西。” “生活儒学”也是儒学,“生活儒学”有层级的自觉性,如果要回答“生活儒学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可以说“生活儒学”是一种阐释学,这与儒学的本质是承继的,《爱与思》一书原来的副标题就是“儒家思想的当代阐释”。
二、无言的生活与无言的传统
生活是社会最普遍的现实,市井百姓是生活,强人大腕是生活,隐士、领袖也是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哲学家的生活等等都是生活,相比之下,“社会”倒是一个很抽象的整体概念,而“生活”很难说可以成为一个整体概念,你只能看到形形色色的生活现象,但你不会看到“生活”本身,只有在现象学的特定意义上,你才能“本质直观”到这种“本质”。可以说这正是现象学成功的全部秘密,也是许多现代哲学理论的精髓。但生活是普遍的而不是特定意义的,因此哲学与生活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困难,正视这一点也是现代哲学的一个特征。
回到生活是现代哲学的一个普遍诉求,但对于哲学来说,这却成为哲学自身的一个问题:如何形而上学地进入生活世界?如何开始“奠基”?“本源生活”是否就是日常的生活?如果是,那么所有的形而上学和反形而上学都没有意义了;如果不是,那就必须有一种或重建一种形而上学的“本源生活”,才有言可说,但这样“生活”就形而上学化了而不成其为生活。这就是哲学无法逃脱的困境,“生活就是无。生活是一种事情。…… 生活是没法说的,一说就不是生活本身了。” 对于哲学来说,必须言说“无言”,或者最少能对言与无言有所说,否则哲学家就没有立身之地了。要做到对言与无言有所说,哲学就“元学”化了,现代阐释学也就应运重生,但这只是把哲学与生活之间的隔绝透明化了,只有在身在其中、身心合一的文化境域中才能克服这种困难,使哲学的境域与本源的生活同一化。中国文化就能提供这样一种境域,儒学则以自身的存在方式实现了这种境域,这就是儒学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