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中庸”与塑造国人人性

    摘要：探讨国人人性自然要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找寻，封建历史里的流淌的血液生成着国人人性的身躯，“中庸”这个极其不一般的要素充当着关键的组成部分。这个关系是繁琐复杂的，但从万千头绪中理出一点线头又是简单可寻的，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它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是纯粹的人文思考。

    关键词：中庸；塑造；国人人性

    孟子说的“人之初，性本善”①，荀子说的“人之初，性本恶”，虽都是他们共尊的儒家的一派之言，但在于讨论“塑造国人人性”的问题上是不能回避的且必须面对的命题。两子之间，我是较钦佩荀子的，他很有魄力和勇气直挑国人人性中的隐痛，是霹雷之言，但我并不赞成他的这一学说，在科学论证的唯物主义世界里，我深信“人之初，无善恶”。我认为这是源的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摆出来才可以讨论以下的问题：“中庸”思想与塑造国人人性之间的问题。“人之初，无善恶”，可以这样通俗理解，初生之婴儿，性情之中并无善恶的概念，其啼其笑皆由自然。另一，社会学中的“狼孩”一例可以侧面说明一点问题。初生婴孩自幼被狼抚养，渐习狼性，虽日后与人相处，宜难通人性，看来人无先天善恶之别。

    在《辞典》中，对“人性”是这样解释的：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但我觉的这一定义是静止的，没有动态的全面的理解人是在不断发展的，人性也会随着人的生存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另外，我认为这也与统治阶级意志息息相关，人性是可塑的，塑造什么样的“人性”出来是统治阶级统治的手段。在中国这一点更为明显，中国的有近三千年的封建历史，前前后后的朝代更迭中，早就把这一点看得明透。

    国人人性中到底都有什么东西？近两千年的中国社会里，不管是当官的、经商的、搞文艺的、出国的、种地的、甚至乞讨的，都愿意在自家的门楹上标榜上“中庸”二字。为何两千多年里子子孙孙、代代相继这一点东西？它有何等的神力吸引着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的华夏传人？

   “中庸”思想出于儒家，儒家的创造者孔子生于春秋乱世，长于春秋乱世，且是末落贵族后裔，必然产生对清平世界的美好向往，这是无可厚非且极其正义的，这一点符合每一个身处逆境之人的心理，在他的理论中只有它的真、善、美，只有它的一套行为规则，这有很强的吸引力。如同宗教一样描绘一个不切实际的天堂让他本人及其他的信徒们去憧憬、追求，然而它毕竟不是宗教，宗教是纯虚幻的，儒家却在现实中可以找得到，它就在我们身边。孔子不是老子，孔子也不是耶稣，孔子的人生终极目标是“仁”。

   “仁”不是“中庸”，“仁”是一种精神境界，在这种至性至纯的人格境界里，对人性的要求不是“中庸”，因为它不是至高的完美，来塑造何种人性才符合“仁”的要求？“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②是至诚、至真、至美、至善的“仁”性，我认为这是一种比共产主义标扬的人性还要高许多层次，不限于一个区域而是世界的大同，但作为有情欲、物欲、恶欲的社会性人来说，这种要求本身就是无稽的荒缪，是人所不能达到的。它符合社会的需求但永远也不为社会所接受，塑造这种人性原体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知其不能为之而为之”最能体现统治者们的文略武功，孔子提出的这样的“人性”追求正符合他们的口味，他们或许采用别的流家学派的思想予以实现，但往往是实现不了，故还会转回头来按孔子的思路办。我们知道它是不可能实现的，但统治者们要彪炳千秋，必要有所作为，那就来塑造亿万臣民的人性吧。然而其未必流芳后代倒成就了孔子一人，他一个人意志让他的后代们孜孜不倦的追捧了好几千年，这也许就是历史。

    正所谓“物极必反”，统治者们用手中的权力暴力推行这一巨大的“塑性”工程，将导致多少的流血惨剧，走不到至高至洁的人性境界，就要趋向另一个极端——至低至贱（人性的卑劣，人性的扭曲，人性的肮脏），我们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大同社会”，但大暴乱的时代比比皆是，我们的先辈们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提醒着他们的后代们，这是多么的残酷与悲哀。乱，居于高位的统治者们不愿看到，水深火热中的黎民百姓更不愿看到，致力推行它的儒家们的愿望就要破灭，但他们不愿放手，那就调和调和吧，怎么调和？当然把他们的标准下调到所有人都能接受为止，“中庸”就是这个“止”。

    “中庸”是什么？“ 子程子曰：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③。它就是不高不低，不偏不倚，不重不轻，不荣不辱，它本身的潜规则就是一成不变，墨守不化。对于君主来说就是让他的臣民们俯首帖耳，对于百姓来说就是希望他们的君主对他们好一些，忠诚的官员们要为主子做前一件事，农民领袖们要为老百姓做后一件事，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成了英雄、明君、圣人。

     中国的封建历史是世界上最长的，中国的封建统治堪称世界的典范，中国的封建社会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我们不能把它全当作骄傲的资本，但也不能妄自菲薄的丢弃它，它是我们老祖宗们创造的，丢了它我们也就丢了根。

     君主们塑造人们的“中庸”的人性，这符合他们的统治，在“塑性”的同时也需要它自身的“塑性”，它要有怀柔的一面，也要有强硬的一面，维护自身的长久统治才是他的本性。

    中国人多被称做汉人（除少数民族），因为汉朝时中国就很强大，为世称道，成为汉姓起源。汉时，中央政府就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政策（这一点就比秦聪明许多），儒术的确立就是“中庸”之道的确立，也是“塑性”工程中“中庸”局面颇成气候的时候，“汉人”就可以理解为具有中庸人性的人,大汉的社会就是一个中庸之道盛行的社会。在之后的270多年的动乱里人们更是对其产生无限的向往，隋唐盛世的开拓在南北朝末期已经呼之欲出，这是中庸人性的巨大威力，更让以后的统治者趋之若骛的不懈模仿。元是一个外族统治的政权，但它是活生生的脱胎与宋的模子，深深的烙着宋的影子，可它又不是像汉一样的农耕民族，它的人性中是地地道道的游猎民族的本性，这样它成了中国封建朝代里特殊一员，它给汉人的人性中注入新的血液，一种农耕民族没有的野性，而且要改变中原人的人性，但它没有成功，因为在它的前面是宋。宋，中国封建社会的峰顶，它的中央专制，它的世俗礼教是封建社会的颠峰之作，在宋统治的时期内儒学发展到程朱理学，是一根楔子将中庸人性牢牢的钉固在国人身上。明继承了宋，因为元是外族人建立的，在汉人的心目中宋才是正统，元是异种，然而明是农民领袖建立的，宋是藩镇割据中由军事头领开创的，两者有着一定的差别，明时国人人性就趋于开放，郑和下西洋及后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明的腐败导致其积重难返为东北的满人所代，这是另一个统治中原的少数民族，但它要高出元朝不止一个层次，它没有致力去改变中原百姓的本性，而是试着去适应他们，但作为一个以少数人口统治多数人口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不可能失去理智般的去投怀于它的被统治阶层，它努力保留着本民族的本性，但结果还是被汉化了，或者说少数民族封建化了。国人人性真要改变的时代悄悄来临了，然而把它带来的不是国人自己，而是不请自来的外国人，他们很有热心去改变一个“落后民族”的人性，但国人不情愿同意让这些“蛮夷”去破坏中国正统，我们要自己来完成我们自己的事业。可国人很“中庸”，温柔的行不通那只有来硬的，辛亥革命的枪声震响了整个中华大地，可上台又复辟，复辟又下台，混乱的中国将陷分裂。五四以后的“民主”思想才渐入人心，但至国父孙中山死时，这一思想也未攻破国人人性中“中庸”堡垒，以后更少有人提及了，我们的民族进入了“劣根性”时代。民国政府终于成立了，虽政治不太开明，但文明却有进步，人性中的“中庸”有所微摇，新的思想正在进入，总体进程是慢之又慢。日寇侵华，国内斗争，中国还是乱，但总结历史，乱的社会人性最易变，政府已无能为力用强大的暴力去为人们“塑性”，国人的人性国人自塑的时代到临，自由，公平，人权，创新的思潮慢慢走近。共产党在国共较量中，以代表人民利益的角色走上历史舞台，它给国人带来共产主义的新的理想，以新的政治权威的身份领导着中国人民，为国人重塑新的人性，其中有曲折也有进步。改革开放20多年的今天，世界向中国走来，中国向世界靠近，国人的人性在这个时期里正在逐步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