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心性观阐析
孟子心性观阐析
——读《孟子学问之道发微》有感
中华文明渊远流长而光辉灿烂的长河中，得与孔子比肩而号为“亚圣”的孟子，无疑是杰出的代表人物与思想导师。
然而结合整部思想史的脉路来考察，我们却发现孟子之伟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后世腾迁的诠释学意义上的伟大。孟子本人自负甚高，声言“若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孟子•公孙丑下》），在当时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社会声望，晚年聚徒讲学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但当代学者比较普遍的看法却是，自所生之战国时代以至秦末，孟子的影响其实相当有限，甚至“可谓应者寥寥，无人喝彩，而受到的抨击和诘难反而相当猛烈”，两汉至唐初由于政治气候与儒学地位的变化也是浮沉不定，而唐宋以来孟学经历了微妙的升格运动，宋明理学家们的义理阐发体系精微地褒扬着孟子的地位，清儒们返本赋新的考据与阐释最终使得从官方到民间都认可了孟子担当儒教“第二小提琴手”的角色。我们认为按照学界流行的儒家三期发展说，宋明理学对孟子言路逻辑的发微与阐扬是跃升孟子地位的关键，而正是孟子的心性观使得宋明大儒找到了学理上的契合与暗汇。
在早期儒家本体论意识不甚显明的前提下，关于心性根本的思考就可以视作支撑学理结构的出发点。孔子讲心性并不明晰，他不以善恶言人性，仅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孟子明确主张以善言性，开创了后世论性的言路。孟子以其心性观为根本阐释了一整套理论体系，提出了特色鲜明的王霸、经权、义利和舜跖等论域，因性善而讲“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行王道，因性善而标衡行权之道，因性善而讲重义轻利，因性善而讲“人人皆可为尧舜”。限于篇幅本文不对孟子的学说进行全景式的鸟瞰，而只是着重考察作为孟子立论逻辑起点的心性观。
我们发现，孟子的心性观具有道德形而上学的意味，它张扬了道德行为的主体性，现代新儒学大师牟宗三甚至据此在学理相关的角度上将孟子与康德并举，认为孟子与康德都主张自律之道德，彰显道德价值、人格价值的庄严神圣性质。这些固然对我们理解宋明儒者尤其是心学家们乐于挂搭孟子学说的原因有所帮助，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领悟到孟子学说对于我们体认学问之道、针砭流俗之时弊、弘扬教育之价值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孟子学说的根本就在于“仁义内在”，“性由心显”，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仁义等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道德原则内在于人的心灵，是人心中本具的实践法则。孟子把性善论的基础立足于“心”的概念并对“心”赋予特定涵义，可以说孟子语境中的“心”就是“良心”，一方面严格限定在道德层面而不讲认知或智性之心，一方面区分善心与恶心，把性善论完全建立在善心基础上。孟子认为，这种“良心”是人人固有的，是“人之不学而能者”与“所不虑而知者”，而“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淬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良心本心是性之根据，内在的心外化表现出来就是仁义礼智之性，这一过程表现了孟子把所谓“良心”建构为道德本体，孟子的本体之“心”是一个自本、自根而自足的哲学范畴，也是性善论的终极依据。仁义礼智不是从外面注入之物，完全是主体自我本有、内在的。孟子认为，人生下来就有仁义礼智的萌芽，也就是“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在《告子上》中，孟子更明确地论述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砾我也，我固有之也”。
值得注意的是，性中既有善端，并不足以表示必无恶端，孟子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人若是“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然而孟子又强调人性的特殊意谓。“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徵”，此实为精辟之见。孟子将他所讲的人性定为人之“特性”，此特性即从“良心”而来，于是人性本善。然而孟子既以“端”谓性，又强调这种善性并非已经完成的，是需要“扩而充之”的，如《告子上》中言，“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不为善，非才之罪也……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怒能尽其才者也”。所谓才，即生来“可以为善”的天赋，所谓性善，其实就是说人生来有为善的可能，但仅仅是可能而已，还必须“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籍善端而不断追求拓展。
由此我们已大致可以看出孟子学问之道的意义，它具有两个层次。首先是孟子通过确立一种理想主义的人性论，而显现出不朽的内在超越精神。他肯定了人作为社会存在的道德价值，挺立了主体的道德自觉意识，这实际上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中对人性的解放精神，即张显了个体的天赋价值与尊严，有助于激励个体内在超越的主观能动品性。其次就是孟子对心性修养的重视给我们的为学致思提供了指导意义。按孟子的说法，人性有其善端，然而善端并非完成时，毋宁说是一种进行时，并且如果不通过修养扩充还会变质失落，所以就凸显了为学之道的重要性。那么孟子又是如何阐发他的心性修养之道的呢？
孟子把人的心性修养分为发现良知与扩充良知两个阶段或过程，前者称之为“尽心知性”。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人们要穷尽其心去寻找挖掘，从其心中发现自己固有的善性，进而明白这是天赋良知，即“天之所与我者”。这体现了孟子“良心”本体论的方法，为学之道不在于外烁寻求，而是回溯本体，自我发现。是一个主体自我与本体之善相合一的过程，它通过对主体自我的思维意识活动的锁定.既使主体融入了“良心”本体，使其转化成一个价值本体，又使主体自我在向“心”之价值本体的转化过程中感受到主体自己思维自己的体验能力。这也就是孟子所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的内在逻辑。就本体论意义而言，此言重点仍在于求其“心”。至于“心”之外放只是善端可变说的逻辑推演结果，甚至可以当作为学致思的重要前提。这种理路对后来心学派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